林语堂与《生活的艺术》

——林明昌(林语堂故居执行长)

林语堂自称是“有东方精神也有西方精神的人”。他是少见深刻了解中国又能以优美英文风靡美国的中国人;是难得肯面对中国民族性的优、缺点,不避讳批评中国是根本败类民族,却又有意愿、有能力为中国辩解的中国人;是罕见真切明白西方人,尤其美国人之所好,在投其所好时又能维持民族风骨的中国人。最足以代表上述这些复杂特色的著作,就是《生活的艺术》一书。

“夜必足眠,眠足则翌晨坐在明窗净几,一面抽烟,一面饮茗。清风徐来,鼻子里嗅嗅两下,胸部轩动,精神焕发,文章由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念出来,叫书记打出初稿,倒也是一种快乐。”这是林语堂创作《生活的艺术》的景象,十分闲适而快意。

然而这种闲适和快意,却不是林语堂面对中国的一贯态度。林语堂对中国强烈的忧虑与期许,使他难以保持冷静超然。他说:“我在谈论我祖国的政治上,绝不冷漠,装出一副无关的样子。也不会使乖巧。”因此林语堂能以闲适快意的心情撰写《生活的艺术》,以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文,实乃经过相当曲折的演变历程。且从一九二五年谈起。

【一、精神欧化】

毫无疑问的,林语堂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但是热爱二字并无法清楚表现林语堂对中国的复杂情感与期待。例如他曾大骂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一九二五年他在〈给玄同先生的信〉中的说法,很足以代表此一时期的心情。他说:“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林语堂觉得,当时阻碍国事或教育进步的最大魔障,是一种颓丧习气之空气,而在此空气内一切维新都可变出唱戏式的笑话。这种空气是当时中国政象混乱的根源,表现在国民性上,则“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总而言之,即“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因此林语堂深觉今日中国人为败类,而有复兴精神之必要。而为了复兴精神以针砭中国民族昏瞆、卑怯、颓丧、傲惰之痈疽,林语堂提出了六项对治良方。即(一)非中庸。(二)非乐天知命。(三)不让主义。(四)不悲观。(五)不怕洋习气。(六)必谈政治。他以此六项为复兴民族精神的根本方法。

非中庸一项,林语堂自注曰:“即反对‘永不生气’也。”非乐天知命,则注曰:“即反对‘让你吃主义’也,他咬我一口,我必还敬他一口。”不让主义又注曰:“此与上实同。中国人毛病在于什么都让,只要不让,只要能够觉得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讨论方法而方法自来。法兰西之革命未尝有何方法,直感觉忍不住,各人拿刀棍锄耙冲打去而已,未尝屯兵秣马以为之也。”此三项都是针对中国人和稀泥的乡愿作风。所以他认为“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惰性之结晶,中庸即无主义之别名,所谓乐天知命亦无异不愿奋斗之通称”。后来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也曾打过比方,说明中国人中庸之道的荒谬,大意是说,如果有一位英国父亲,打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把他的儿子送进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很可能最后决定把儿子送进伯明汉。如此一来,那儿子从伦敦出发,到了白莱却莱时,既不东转向剑桥,又不西转向牛津,却是笔直地朝北往伯明汉而去。“他恰恰实行了中庸之道”。这一条往伯明汉之路是有相当价值的,因为笔直的北去,“既不东面得罪了剑桥,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林语堂并说:“倘使你明白了这个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来全盘的中国政治,更能从而猜测一切中国政治宣言的内幕,而不致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吓了。”这段话指出中国人中庸之道的一贯作风,是宁可放弃原则也不愿得罪别人。这种乡愿式的中庸之道,注重维持表面和谐,避免与人当面冲突,表面上是爱和平,实则“中国之不长进亦系坐此酷爱和平之故”。问题是这样的表面和谐,不论是以乐天知命或忍耐谦让等说法自我安慰,其结果却只能用以欺骗自己。林语堂说:“在公私利害冲突时谁也不肯得罪谁,于是乃演成今日永远爱和平而永远不能和平之现象”。于是谈起国事,不能不以悲观作结。林语堂则主张积极进取,他说:“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和平更应受我们的咒诅。”积极奋斗的精神,可视为林语堂此阶段的重要人生观。

一九二三年徐志摩、胡适等人在北京成立文学社团新月社。新月社初期曾立下“不谈政治”的原则。林语堂对此深不以为然,他认为“所谓政治,非王五赵六忽而喝白干而揪辫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发起此社时规定“在社里什么都可来(剃头、洗浴、喝啤酒),只不许打牌与谈政治,此亦一怪现象也。”他不但反对“勿谈政治主义”,主张应积极提倡谈政治,并且说出谈政治的重要:

凡健全的国民不可不谈政治,凡健全的国民都有谈政治的天职,我们必须明白所谓勿谈政治,实只是中国民族已成败类的一个象征,勿谈政治是中国民族病态的表现,即中国民族普遍惰性的表现,并没有什么精深的学理。……此种遇事畏葸,消极,苟且偷安的态度,是否东方文明的特色,我们很可以仔细考量一下。

至于“不怕洋习气”一项,林语堂自己注释曰:“求仙、学佛、静坐、扶乩、拜菩萨、拜孔丘之国粹当然非吾所应有,然磕头、打千、除眼镜、送讣闻,亦当在摒弃之列。最好还是大家穿孙中山式之洋服。”在此林语堂的注解只提及摒弃一面,并未阐释何谓洋习气?何以要不怕洋习气?然而“欧化”实为林语堂治疗中国民族痼疾的最重要药方。当他在民国十五年检讨前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史说:“三十年前中国人始承认有科学输入之必要,二十年前始承认政治政体有欧化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认文学思想有欧化之必要。精神之欧化,乃最难办到的一步,且必为‘爱国’者所诋诬反对;然非此一步办到,昏瞆卑怯之民族仍是昏瞆、卑怯、颓丧、傲惰之民族而已。”所以要对症下药,治疗中国人颓丧不振之气,只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

林语堂鼓吹中国及中国人之欧化,并举出孙中山为典范。故称孙中山“非中国人”,乃思想欧化、精神欧化、习惯欧化的中国人。他并且语重心长地说:“弟本来以为民国通共有一位伟人,近日细想,此一伟人乃三分中国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话,若有人以为兜玩笑的话,也只好由他去罢),然则欲再造将来的伟人,亦惟有再造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孙中山何以是七分洋鬼子?林语堂在纪念孙中山的〈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的一文中,引述孙中山说自己性急的话,说此语最足以表现孙中山的性格,并且表现其与普通中国人“性癖”的不同,因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而孙中山之与众不同,正在这“性”字之上。林语堂的用意,是藉性急以对治中国人之惰性、不愿奋斗。亦即虽提倡欧化,实则并未详细说明欧化之内涵。欧化只是一种象征,凡去除中国固有恶习者,皆名为欧化。

公然批评自己的民族是根本败类、主张中国唯一伟人是三分中国人七分洋鬼子的说法,尽管林语堂说来不改诙谐本色,但亦难掩其沉痛与忧心。以下这段话,最能代表林语堂提倡欧化的苦心:

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性格不大像中国人,是指孙中山先生不像现代的中国人。至于孙中山先生能不能像将来的中国人,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问题。果使孙中山是像将来的中国人,那么我们也可不必为将来的中国担忧了。要使孙中山像将来的中国人,换言之,要使现代惰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是看我们能不能现代激成一个超乎“思想革命”而上的“精神复兴”运动。

【二、面对西方】

林语堂痛骂中国人,提倡欧化,是基于对中国当时处境的忧心与焦虑。然而当他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时,态度却有极大不同。例如一九三二年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以〈中国文化之精神〉为题,发表演说。此篇演说稿翻译成中文时,林语堂特地写一段前言,说明他面对西方人介绍中国时心中复杂的情绪。他说:“东方文明,余素抨击最烈,至今仍主张非根本改革国民懦弱萎顿之根性,优柔寡断之风度,敷衍逶迤之哲学,而易以西方励进奋斗之精神不可。然一到国外,不期然引起心理作用,昔之抨击一变而为宣传,宛然以我国之荣辱为个人之荣辱,处处愿为此东亚病夫作辩护,几沦为通常外交随员,事后思之,不觉一笑。”林语堂的这一笑,道尽微妙的心情纠葛,一方面不自觉地以国家的荣辱为个人的荣辱,不得不变换一贯抨击中国的立场,改为宣传辩护;另一方面又不愿长久以来批判中国文明的立场遭误解。因此他强调东方文明、东方哲学、东方艺术本有极优异之点,但是这种美是只能远观的美。他将东方文明比喻为“东方美人”,说东方美人,“固一麻子也,远视固体态苗条,近睹则百孔千疮”。然而林语堂最关心的,仍是中国人能否针对自己民族的弱点奋起改革。于是他呼吁“读者就中国文化之弱点着想,毋徒以东方文明之继述者自负,中国始有可为焉”。

林语堂在这场演讲中确实给予中国文化十分善巧的赞许。他说中国民族是最近人情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以人情为前题的文化。近一步说,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至于中国民族的优劣点,林语堂也分别列出如下:

劣:政治之贪污、社会纪律之缺乏、科学工业之落后、思想与生活方面留存极幼稚野蛮的痕迹、缺乏团体组织治事的本领、好敷衍不彻底之根性。

优:历史悠久继长、文化的一统、美术的发达(尤其是诗词、书画、建筑、磁器)、种族上生机之强壮、耐劳、幽默、聪明、对文士之尊重、热烈的爱好山水及一切自然景物、家庭上之亲谊、对人生目的比较确切的认识。

中立:守旧性、容忍性、和平主义、实际主义。

林语堂归结中国民族的特性为阴性、静的、消极的,适宜一种和平坚忍的文化,并且可用“老成温厚”四字含括。在这么复杂的文化特征中,林语堂以“中国的人文主义”来贯穿说明中国文化精神。中国的人文主义含义有三:一、对于人生目的与真义有公正的认识;二、行为要纯然以此目的为指归;三、达此目的之方法,在于明理,即所谓事理通达、心气平和,亦即儒家中庸之道,又可称为庸见的崇拜。他说:“中国的人文主义者,自信对人生真义问题已得解决。”如何解决呢?“其答案就是在于享受淳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如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等),及在于五伦的和睦”。中国人能想出如此简单的答案,是基于中国人实事求是的头脑,相反的,西洋人却视此问题为难解“悬案”。在此林语堂重新诠释“欧化”的主张,即欧洲文化亦有其缺点,而中国人也有超越欧人处。他说:“鄙见中国与欧洲之不同,即欧人多发明可享乐之事物,却较少有消受享乐的能力,而中国人在单纯的环境中,较有消受享乐之能力与决心。”此次演讲已显示林语堂日后撰写《吾国与吾民》及《生活的艺术》的基本观点。

【三、从《吾国与吾民》到《生活的艺术》】

在上述的演讲过后两年(一九三四年),林语堂开始以英文撰写《吾国与吾民》,第二年(一九三五年)完成,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的写作受赛珍珠鼓励甚大。赛珍珠忆及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林语堂家吃晚餐时,与林语堂谈起了以中国为题的外国作家,林语堂突然说:“我很想写一本书,说明我对中国的感想如何。”于是在赛珍珠的鼓舞和催促下,林语堂完成了这部重要著作。

《吾国与吾民》是第一部以英文书写对今古中国深入分析和论述的书。赛珍珠大力推荐给西方读者,她在序中称许此书说:“它满足了我们一切的要求,它是忠实的,毫不隐瞒一切真情。它的笔墨是那样的豪放瑰丽,巍巍乎,焕焕乎,幽默而优美,严肃而愉悦。对于古往今来,都有透澈的了解与体会。”所以赛珍珠赞扬此书是历来有关中国的英文著作中“最忠实、最钜丽、最完备、最重要的成绩”。

当时的美国是白人的天下,华人绝大多数在中国饭馆工作,不然则在洗衣店洗烫衣服。在白人眼里,中国人的形象是留辫子、抽鸦片、迷信、好赌、怯懦,似乎不同于一般美国的“人类”。林太乙曾纪录她们初到美国时,当地同学对中国的好奇与无知。当时就读小学五年级的林太乙被同学问到以下问题:

  1. 在中国有椅子吗?
  2. 在中国有桌子吗?
  3. 你吸鸦片吗?
  4. 你在中国觉得冷吗?
  5. 你是用鼓棒吃饭吗?
  6. 你吃鸽子的巢吗?
  7. 你为什么不裹小脚?
  8. 你的眼睛的两端,为什么不是向上竖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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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你的身后没有辫子吗?
  11. 你不戴碗形的帽子吗?
  12. 你也穿了睡衣上街吗?

这些可笑的问题是小学生的疑问,但成人也未必对中国了解更多,反而具有更深的误解和偏见与更强烈的疑惑。因此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的出版,给予英文世界打开了认识中国的一道明窗。美国的读者也十分热切欢迎如此难得的机会,此书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出版,至年底四个月之间印了七版,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其后并译成多种欧洲文字。

一九三六年八月,林语堂全家前往美国。第二年(一九三七年)开始写作《生活的艺术》。起初林语堂并无意写此书,只想翻译五六本中国中篇名著,如刘鹗《老残游记》、冒辟疆《影梅庵忆语》、蒋坦《秋镜锁忆》等足以代表中国生活艺术及文化精神的书,再加上张心斋的《幽梦影》中的格言,曾国藩及郑板桥的《家书》,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等。但是出版商好友华尔希建议他先写作《生活的艺术》,再翻译以上这些名著。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久为西方人所称道,却始终无专书介绍,“苦不知到底中国人如何艺术法子,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水、如何养花蓄鸟、如何吟风弄月”。林语堂懂得西方人所好,也明白美国人所需,他说:

夫雪可赏,雨可吟,月可弄,本来是最令西人听来如醉如痴的题目。《吾国与吾民》所言非此点,但许多人注意到短短的讲饮食园艺的〈人生的艺术〉末章上去。很多美国女人据说是已奉此书为生活之法,实在因赏花弄月之外,有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在焉。此正足于美国赶忙人对症下药。华尔希知道有许多读者欲观此中底奥及一般大家庭享乐之方法,故劝我先写此书。不说老庄,而老庄之精神在焉,不谈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

《生活的艺术》出版后,在美国持续五十二周高踞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成为一九三八年全美最畅销的书籍。受欢迎的程度超越《吾国与吾民》。

《吾国与吾民》与《生活的艺术》的相异处,在于《吾国与吾民》延续一九三二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演讲〈中国文化之精神〉的精神,分析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优劣。如他在《吾国与吾民》的〈自序〉中说:“写了这本书,我将冒犯许多阐述中国的著作家,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祖国的同胞和一般大爱国家。”又说:“我堪能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堪能暴露她的一切困恼纷扰,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渺的可爱国家,无需乎他们的粉饰。她将调整她自己,一如过去历史上所示吾人者。”林语堂之所以必须如此反覆说明坦白直陈的心迹,必须如此强调祖国的伟大,是因为在《吾国与吾民》书中,虽然中国不再只是“败类民族”,而是优劣互见,但依然大篇幅说明中国人的“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又批评了中庸之道,说中国之错误,是太讲人情,谈到中国政治的内幕等等。表现出林语堂一向担忧民族精神、国家前途的沉重心情随处可见。《生活的艺术》则有意摆脱这种沉重的笔调,大谈享乐。但是一开始写作,林语堂内心的纠葛就开始干扰他写作的方向。他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初动手,写了二百六十页,“忽然于五月初,一夜在床上作起〈序〉来,乃觉今是昨非,将前稿全部毁去。因原来以为全书须冠以西方现代物质文化之批评,而越讲越深,又多辩论,致使手稿文调全非”。失去原订的方计,此书即无法发挥最大力道。于是五月三日起重新编写,至七月底全书七百页打字杀青,即传世之《生活的艺术》。可见《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有意摆脱以往思辩路数,重新定位于闲适风格的作品。

进一步言,两书更重要的差异,则是《吾国与吾民》是以“吾”(中国林语堂)的立场写作,是以中国人关心的课题为前提,剖析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良窳,这些问题却未必是西方人所在意的。而《生活的艺术》则跳脱了中国人的视角与局限,尽量贴近西方人(尤其美国人)的感受,从他们最关心的角度书写,因此全书旨趣集中在“享乐”之上,以中国人的生活闲趣,治疗美国人的匆忙劳碌。

《吾国与吾民》尚存使命感,对“是真理终是真理,它将克服任何巧黠的私见”有信仰与坚持。书里的意见,是“经过长时间苦思苦读和自我省察所收获的”,而且企图涵盖中国人民、中国人的德性、心灵、人生理想、妇女生活、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生活的艺术等各方面,可以称得上是对中国民族、社会、文化、艺术的全面介绍。但《生活的艺术》则不然,只是“一种私人的供状”,表现“个人的观点”。而且这些观念,早经“许多中、西思想家,再三思虑过、表现过”。去除使命感与包罗中国的企图后,此书很单纯地只介绍一种悠闲的生活情调,说明中国人“享受”生活的乐趣。笔调更加轻松俏皮、内容更加深入详细、心境更加优闲自在,这就是《生活的艺术》能掳获美国人的媚力所在,也正是此书永不褪色、始终迷人之处。

二○○四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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