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思想的艺术

二 回归常识

中国人都憎恶“逻辑的必要”那个名词,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世事之中无所谓逻辑的必要。中国人对于逻辑的不信任,起点于不信任字眼,再进而惧怕界说,最后则对一切系说、一切假说表示天性的憎恨。因为使哲学派成为可能者,都是字眼、界说和系说的罪恶。哲学的腐化起于对字眼的偏见。中国作家龚定庵说,圣人不说话,有能为的人才说话,愚人才会做辩论──其实龚氏本人就是一个最好做辩论的人,但他仍说这句话。

因为这就是哲学的悲惨经过:即哲学家不幸都是好说话的人,而不是肯守缄默的人。所有的哲学家都喜欢听他自己的语声。即如老子,他虽是第一个指点给我们知道“大块”是无言的,但他自己则在出函谷关去隐居深山,乐享余年之前,仍免不了听从人劝,遗留下传诸后世的五千言。尤其足以代表这类天才哲学言谈家的就是孔子,他游遍“七十二国”以说诸国之君;又如苏格拉底,他在雅典的街上走来走去,遇到走路的人即叫住他,问他几句话,以便他自己可以发出聪明的意见给自己听。所以“圣人不多言”这句话乃是相对的说法。不过圣人和才子之间仍有一种区别,因为圣人的谈到生活,都是以亲身的阅历为中心;才子则祇知道研究解释圣人的说话,而笨人则更是祇知道将才子的说话咬文嚼字地辩论。在希腊的修辞学家当中,我们看见这种专以咬文嚼字为尚的纯粹谈论家。哲学本是一种对智慧的爱好,已变成了对字句的爱好,等到修辞学的风尚渐渐滋长,哲学便和生活越离越远了。等到后来,哲学家竟专顾多用字眼,多用长的句子;短短的警语多变成了长句,句子变成了论据,论据变成了专书,专书变成了长篇大论,长篇大论变成了语言学的研究;他们需要更多的字眼以定他们所用的字眼的界说,并将它们归类,他们需要更多的派别以区别和隔离已经设立的派别;这个程序接连不断的进行着,直到对于生活的直接的切己的感觉或知悉完全丧失,致使外行竟敢于诘问:“你在那里说些什么?”同时,在后来的思想历史中,少数几个对生活本身感觉到直接撞击的独立思想家──如歌德、萨缪尔、强生、爱默生、威廉.詹姆斯──都拒绝在谈论家的胡言乱语中发言,并始终极固执地反对归类的精神。因为他们是聪明的,他们替我们维持着哲学的真意义,就是生活的智慧。在许多情形中,他们都抛弃了论据,回向警语。当一个人在丧失了说出警语的能力时,他方去写长篇;当他不能在长篇中明白表示出他的意见时,他方去利用论证;而他在论证之中依旧不能明白发表他的意思时,他方去著作一本专书。

人的爱好字句,是他走向愚昧之途的第一步,他的爱好界说乃是第二步。他越从事于分析,他越需要界说,他越加定界说,他越是趋向一个不可能的逻辑的完美境界,因为企求逻辑的完美就是愚昧的迹象。因为字句是我们思想的材料,所以定其界说的企图乃是完全可嘉的,于是苏格拉底即在欧洲创始了一个定界说狂。其危险在于我们意识到曾由我们定其界说的字眼时,我们便不能不将用以定界说的字眼也定出它们的界说来,因此,其结果:除了用以定生活的界说的字眼以外,我们又有了专用以定别的字眼的界说的字眼,而定字眼的界说这桩事便成了我们的哲学家的主要成见了。忙碌的字眼和空闲的字眼之间显然有一种分别,前者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尽它们的责任,而后者则祇存在于哲学家的研究团体中,此外苏格拉底和法兰西斯.培根的界说,和现代大教授的界说之间也是有着一种分别的。莎士比亚对生活有着最切己的感觉,但他也居然能从容地过去,而并没有做什么定界说的企图,或也可说是因为他没有做定界说这件事,所以他所用的字眼都有着一种别个作家所缺少的“实体”,而他的文字中也充满着一种现代文字所缺少的人类悲剧意味和堂皇的气概。我们无从将他的文字限制到某一个动作效能的范围之内去,正如我们的无从将他的文字限制到一个对妇女的特别观念里边去。因为它们都在有了定界说的性质时,方使我们的思想成为僵硬,因而剥夺了生活本身的发光的、幻想的色彩特质。

但如若字眼为了必须的理由分割了我们的在表示程序中的思想,那对于系统的爱好更能损害我们对于生活的深切的知悉。系统不过是一种对真理的从旁斜视,因此,这系统越加有着逻辑的发展,则那种灵心上的斜视也成为越加可怕。人类祇想看见偶然所能看到的真理的片面,并将它发展和提升到一个完善的逻辑系统的地位的欲望,即是我们的哲学为什么会和生活势必越离越远的理由。凡是谈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损害了它;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反而杀害了它;而凡是自称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个真理,等到被竖立成为一个系统时,它已死了三次,并被埋葬了三次。他们在真理出丧时所唱的挽歌就是:“我是完全对的,而你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所埋葬的是那一种真理在根本上无关重要的,不过根本上他们总是已经埋葬了它。因此真理便如此地在防护它的人的手中受到了虐待,而一切哲学的党派,不论古今,都祇是专心致力于证明一点,即“我是完全对的,而你是完全错误的”。德国的哲学家们写了一本挺厚的书,想要证明某一种有限制的真理,但结果反而将那真理变成一个胡说,这班人大概可算是最坏的冒犯者了,不过这种思想的疾病在西方的思想界中差不多是随处有的,而祇在深浅中有些分别罢了,而在他们越趋于抽象时,这个病症也越深。

这种不近人情的逻辑,其结果是造成了一种不近人情的真理。今天我们所有的哲学是一种远离人生的哲学,它差不多已经自认没有教导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智慧的意旨,这种哲学实在早已丧失了我们所认为是哲学的精英对人生的切己感觉和对生活的知悉。威廉.詹姆斯即称这种对人生的切己感觉为“经验的要素”。等到日子长久之后,威廉.詹姆斯的哲学和逻辑所加于现代西方思想方式的蹂躏必会一天厉害一天。但我们如想把西方哲学变成近于人情,则我们必须先将西方逻辑变成为近于人情。我们须回到一种对现实和生活,尤其是对于人性,急于接触的思想方式,而不单是求得不错,合于逻辑,和没有不符之处便算完事。我们对于笛卡儿(Descartes)著名的发现“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所表率的思想的疾病,应该拿华德.惠特曼所说那句较为近于人性和较为有意义的话:“目前这样,我就够了。”去替代它。生命或生存无须跪在地上恳求逻辑证明它确有或存在。

威廉.詹姆斯终其生在那里企图证明中国式的思想方式,并替它辩护,不过自己没有觉得罢了。当中不过有着下列的一个分别:他如果真是一个中国人,他必不会用这许多字眼去做他的论证,而祇将用那么三五百个字写一篇短文,或在他的日记中短短的写上几句话便算完事了。他将要对着字眼胆怯,恐怕越多用字眼,便越加会引起误会。但威廉.詹姆斯在他对生活的深切感觉,对人类阅历的透澈,对机械式的理智主义的反抗,对于思想心切想保持它的流动状态,并对那些自以为已经发现了一个万分重要的、绝对的、无所不包的真理,而将它纳入一个自以为满足的系统中的人们的不耐烦当中,他简直就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坚持在艺术家的意识上,属于知觉的现实比属于概念的现实更为重要这一点上,也像一个中国人。其实所谓哲学家者,他就是一个时常将他的感觉力集中于最高的焦点去观察生活的变动,随时预备碰到更新的和更奇怪的矛盾事情,前后不符的事情,和一切不合于常例的事情。在他的拒绝一个系统之中,他所拒绝的并非因它不对,而祇因它是一个系统,在这个举动中,他实在破坏了西方的哲学派。照他的说法,对于宇宙的一元概念和多元概念之间的分别,实是哲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分别。他使哲学有放弃空中楼阁而回到生活本身的可能。

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他还有一句聪明的话,这句话很像詹姆斯的口气,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世界并不是一个三段论法或一个论据,而是一个生物;宇宙不作声说话,祇是生活着;它并不做什么辩论,祇是进行着。某英国天才作家说:“理智不过是神秘物事中的一个节目;而在最高傲的意识力的统治的背面,理智和惊奇是胀红了脸相对着。不可避免的事情变成了平凡,而疑惑和希望则成了姊妹。宇宙是粗野的,如鹰的翅膀一般带着一些竞技的意味,这还算是一件可喜的事。大自然就是一个神奇之迹,同一的物事不再重回,而即使回来也必是已经不同的。”在我看来,西方的逻辑家所需要的祇是一些自谦心;如有人能够将他们的脑袋肿大症医好,则他们就能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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