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生活的享受

三 谈话

“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和他一个朋友谈了一次话以后的一句赞语。这句话中含有不少真理。“一夕话”现在已成为一种口头语,以代表和朋友所做的一次愉快谈话,不论是已过的或期望的。中国有两三种著作,其书名即“一夕谈”或“山中一夕谈”。书的性质和英文的“周末闲谈”相似。这种和朋友的一夕快谈,是人生难得遇到的。因为正如李笠翁所说,凡是真正的智者都拙于言谈,而善谈者则又罕是智者。所以在高山的寺院中忽然发现了一位深解人生的高士,而同时又是善谈者,则其愉快自不亚于一位天文家的发现一颗新行星,或一位生物学家的发现一种新植物了。

现在有许多人都以为围炉聚谈或坐桶聚谈的谈话艺术,已因今日事业生活的动率而丧失掉。我以为动率对于这事确也有些关系。不过谈话艺术的毁灭,实开端于家庭改为没有火炉的公寓,而由汽车的影响完成这桩毁灭工作。这动率是完全不合的,因为谈天这桩事祇在一群富有间适精神的人当中,写写意意,心平气和,幽默自然的时候方能办得到。因为“说话”和“谈天”之间显然有个分别,这两个中国名词已表示得很明白。在谈话的时候所说的话,天南地北,较为琐屑,态度较为闲适,而没有办公事时那种像煞有介事的情形。公事件和朋友之间通问信也有著相类的区别。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说话或谈公事,但不是和任何人可以做一夕之谈的。所以我们如若得到一个能真正谈天的朋友,则其愉快实不下于读一本名著,再加上亲耳听见他的语音,亲眼看到他的动作的乐趣。这种快乐的谈天,我们有时得之于老友的重逢或回溯当年的谈话中,有时则在夜晚间火车的吸烟室中,或旅行时的旅舍中。所谈的话,狐鬼、神怪、独裁、卖国,无所不及,谈言微中,料及未来,也是常事。这种谈天,过后可以使我们长在心头,一世不忘。

当然夜间是最宜于谈天的时候。因为白天的谈天总好似缺乏夜间那种魔力。至于谈天的地点,我以为毫无关系。在十八世纪式的“沙龙”(即书室)中,可以谈关于文学或哲学的闲天,但在农家木桶的旁边也何尝不可以谈。或在风雨之夕的航船中,对河船上的灯光微映水波,而卧听船夫闲谈当地的一个女子怎样被选去做皇后娘娘的故事。这类谈天之所以悦人者,实在于所得的乐趣因地点时间和谈者而各不相同。我们所以能牢记不忘,有时因为谈天的时候是正在桂子飘香、秋月悬空的佳景下;有时因为是正在风雨之夕,一炉柴火之前;有时因为是正坐在一个高亭之上,远眺河中船只往来,而当中有一只船忽因潮流过激而侧翻的时候,或是在清晨坐在车站候车室中的时候。这种眼前即景常和所谈的天联系一起,因而使我们永不能忘。如若在室内的话,谈者或是两三人或是六七人,老陈微醉,老秦有些伤风鼻塞,都可以使这夕的谈天增添趣味。人生是限制于月不常圆,花不常好,良朋不能常聚之中的,所以我们做这类简单的乐趣,我想不至于为造物所忌吧?

依常例而言,好的谈天等于一篇好的通俗文章。两者之间的体裁和资料都相仿佛。如狐狸精、苍蝇、英国人的古怪脾气、东西方文化的异点、塞纳河旁的书摊、成衣铺中的色迷学徒、各国元首政治家和军人的轶事、储藏佛手的方法等等,都是极好极相宜的谈天资料。它之所以类似文章,即在体裁的通俗。所谈的题目尽可以严肃重大,如本国情形的惨苦混乱,或疯狂的政治概念潮流之下文明的没落,剥夺人民的自由,人类的尊严,甚至剥夺人类快乐的终点,或关涉真理和公平的大问题等等,均无不可。不过意见的发表总是出之以一种偶然的、闲适的和亲切的态度。因为在文明的当中,不论我们对强夺我们的自由者怎样的恼恨,我们至多祇许用我们的舌头和笔尖,以轻描淡写的字句来表示我们的感想。至于充分发挥真情感的激烈言论,自祇可以在少数几个知己朋友之间,私下发泄一下子。所以要做一次真正的谈天,其必要条件是一间关上门的屋子,几个知己的朋友,旁边没有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人,那时,我们方能悠闲地发表我们的意见。

这种真正的谈天之有异于政治上的交换意见,其对比情形正如一篇优美通俗的文章之有异于政治家的宣言。这类政治家的宣言中虽表显著较为高尚的情感,例如:对于民主制度的意见,服务的愿望,穷人的福利问题,精忠报国,崇高的理想主义,酷爱和平,保证维持国交,绝不贪图权位金钱或名誉等等动人听闻的说话,但其中终免不了带着些令人远而避之的气息,正如我们畏避一个打扮过分、胭脂粉搽得太浓的妖娆女人一般。反之,我们在听到一次真正有趣的谈天,或读到一篇优美的通俗文章时,我们便如面对着一个在河边洗涤衣服的姣艳少女,穿着极淡雅的布衣服,头发或者有一绺拖在前面,身上的钮子或者有一粒未曾钮上,其天真烂漫的姿态自然令人见而生爱。这也就是西方女人特意穿着便服所想要模仿的动人姿态。凡属有趣的谈天和优美的文章,都必然具有这种天然的动人之处。

所以谈天的适当方式应是亲密的,毫无顾忌的,在座的人谈到出神时,都已忘却身处何地,也不再想到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谈言吐语,一举一动都是任性为之。而所谈的,也是忽而东忽而西,想着便谈,并无一定的题目。我们祇有在知己朋友相遇,肯互相倾吐肺腑时,方能真正的谈天。而谈时各人也是任性坐卧,毫无拘束,一个将两脚高高的搁在桌上,一个坐在窗槛上,一个坐在地板上,将睡椅上的垫子搬下来当褥子用。因为我们必须在手足都安放在极舒服的地位,全部身体感受舒适时,我们的心地方能安闲舒适,此即前人所谓:

眼前一笑皆知己,

座上全无碍目人。

这些都是真正谈天的必要条件。我们谈时不择题目,想到便谈,天南地北,越去越远,既无秩序,也无定法,随意所之,所以谈到兴尽之时,也就欢然而散。

这就是谈天和空闲的联系关系,也就是谈天和散文之勃兴的联系关系。因为我相信一个国家的真正优美散文,是必须在谈天一道已经发展到成为一项艺术的地步方能产生。这个情形在中国和希腊散文的发展中最为显明。我以为孔子之后的数百年中,思想的活动,因而产生所谓“九家”的学说,其起源即因于当时有一群学者,平生惟以说话为事,所以即发展了一种文化的背景。这种发展,除此之外,实说不出其他的理由。当时列国有五位豪富的公子,都以慷慨好客著名一时。每人的家中都聚着食客数千人,例如:齐国的孟尝君,他家中养着珠履之客三千人。其人数既如此众多,则当时的你谈我说、议论纷纷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这类人的说话,在传于后世的《列子》、《淮南子》、《战国策》和《吕氏春秋》诸书中,可以得其大概。《吕氏春秋》据说实是他的门下所著,而不过用他的名义(这和英国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时代的作家着了书,用赞助他的人之名义发表的情形相似)。这部书中已经发展了一种善处人生的概念,大意是不善处人生,不如不生活。此外还有一群长于说辞的纵横家,列国君主常利用他们到邻国去下说辞,或去挽回一次危局,或去劝说退兵解围,或去说合联盟。而他们也大都能成功而返。这群纵横家或学者,都是长于口才,善于譬喻。他们的言论很多记载于《战国策》中,从这种自由而智巧的言论中即产生了几位大哲学家,如:以“为我主义”著名的杨朱,以“现实主义”著名的韩非子(他和马基维利相似但较为温和),和以敏捷辩论著名的大外交家晏子。这些都可以证实我的假说。

纪元前第三世纪末叶,楚国李园以他的才貌双全的妹妹献给楚相春申君。这桩事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很文明的一个榜样。后来春申君又将这女子献与楚王,以致楚国渐渐衰弱,被秦始皇所灭。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园,园女弟女环谓园曰:“我闻王老无嗣,可见我与春申君,我欲假于春申君。我得见春申君,径得见王矣!”园曰:“春申君贵人也。千里之佐,吾何敢托言?”女环曰:“即不见我,汝求谒于春申君:‘才人告,远道客,请归待之。’彼必问汝:‘汝家何远道客者?’因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者来求之园,才人使告园者。’彼必问汝:‘汝女弟何能?’对曰:‘能鼓琴,读书通一经。’故彼必见我。”园曰:“诺。”

明日辞春申君:“才人有远道客,请归待之。”春申君果问。“汝家等远道客?”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对曰:“能鼓琴,读书通一经。”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明日使待于离亭。”园曰:“诺。”既归,告女环曰:“吾辞于春申君,许我明日夕待于离亭。”女环曰:“园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驰人呼环,女环至,大纵酒。女环鼓琴,曲未终,春申君大悦,留宿……

这就是当时受过教育的子女和闲适的文士的社会背景,因而使中国的散文也有了它第一次的重要发展。当时有善说辞、通文才、娴于音乐的女子,使男女共处的社会中有着社交的、美术的和文学的动机交织之,点缀这社会的性质和气象当然是贵族化的,因为,相国是常人很难以见到的贵官,但他在知道一个女子娴于音乐擅长文才时,他便也渴于一见了。这就是古代中国文人和哲学家所度的闲适生活,而当时的一切著作,也不过是他们彼此之间谈话的产物而已。

祇有在有间的社会中,谈话艺术方能产生,这是很显明的。也祇有从谈话艺术中,优美通俗的文章方能产生,这是同样显明的。一般说起来,谈话艺术和写优美通俗文章的艺术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中,产生的时间比较迟,因为人类的心灵必须先经过一种锐敏微妙技巧的发展,方能达此地步。而要发展这些,则又非生活有间不可。我很明白现在从共产党的观点讲起来,享受空闲,或属于可恨的有间阶级,即等于反革命。但我深信真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其目的也在使人民应有享受空闲的可能,或空闲的享受应成为普遍的。所以,享受空闲不能算是罪恶。何况文化本身的进步,实是有赖于空闲的合理利用,而谈话则不过是其中的方式之一罢了。一天忙到晚的生意人,吃了晚饭就睡觉,齁声如牛者,是绝不能有所助于文化的。

一个人的空闲,有时是环境所迫成,而不是自我的。许多文学杰作都是在环境所迫的空闲中所完成。因此我们如遇到一个极有希望的文学天才,而看见他虚靡时间于社交或写作流行的政治论文时,对待他的最好方法是将他关进监狱去。因为我们须记得《周易》,一部讨论人生变迁的哲学巨著,即是周文王被囚在羑里时所写成。而中国的历史杰作《史记》一书,也是司马迁被囚在狱中所写成的。古代许多著名的作家大都为了宦途不达,屈在下僚,或是伤心国是,于是转变生活而产生了他们的文学或艺术杰作。元朝何以产生这许多名画家和词曲家?清初何以能产生名画家石涛和八大山人?即由于这个理由。激于耻为夷狄之民的爱国思想,使他致一生心力于艺术和学问。石涛实是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但因清朝皇帝对于这班心不臣服的艺术家有意埋没,所以他的名不甚着,西方人知道的很少。此外还有很多应试不中名落孙山的人,也发愤而致力于创作,例如:施耐庵之著《水浒传》,和蒲留仙之著《聊斋》。

《水浒传》的序文中,有一段形容朋友谈天之乐的绝妙文字:

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先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吾友谈不及期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唐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常闻也。

《水浒传》即在如此的环境和情感中产生的,而所以能产生,即因他懂得享受空闲。

希腊的散文早年也是在同样的空闲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希腊思想的清明,散文体裁的简洁,显系谈闲天艺术所造成。柏拉图以“会话”为其书名,即能证明此点。在《宴会》一篇中,我们看见一群希腊文士斜躺在地上,在美酒鲜果和美少年的气氛中欢笑谈天。因为这种人已养成了谈天的艺术,所以他们的思想能如此清朗,文体如此简洁,和现代文学作家的夸大迂腐恰成一种对比。这种希腊人显然已学会了用轻描淡写的态度,去应付哲学问题。希腊哲学家动人的闲谈气象,好谈天的欲望,对聆听有趣味的谈天的重视,和对谈天的适当环境的选择,都在《费德诺斯》一篇序文中,描写得很分明。

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一篇中,他并不像现代作家般用“人类文明从它的发展的各个连续梯阶观察起来,乃是一种从多种生殖变化为纯一生殖之动力的运动”,或诸如此类令人难解的话头开场,而祇说:“昨天我和亚里斯多的儿子格劳可到比里阿斯去拜女神,同时想去看看他们将怎样庆祝这个节日,因为这趟是第一次举行。”早年中国哲学家的气象,即思想最活泼最有力时代的气象,也可以从希腊人的画像中看得到,在这种画像中几个希腊人偶然齐集在一起,如《宴会》一篇中所描写的,讨论一个伟大的悲剧作家是否同时必也是一个伟大的喜剧作家?集会的气氛中,交织着严肃轻快和善意的敏捷应对。旁人嘲弄苏格拉底的酒量,但他仍是旁若无人地坐在那里,欲饮即斟酒而饮,欲止即止。他口若悬河地谈了一整夜,直谈到除了阿里斯托芬妮和霭迦松之外,其余的听者都已沉沉睡去。后来连那两人也倦极睡去,祇剩下他自己一人,他方起身离开筵席,走到教授室去洗了一个澡,于是即又精神焕发了。希腊的哲学即是在这种善意的谈论之气氛中所产生的。

毫无疑义的,我们在高尚的谈天时,须有几个女子夹杂在座中,以使这谈天可以具有必不可少的轻倩性。谈天如缺乏轻倩性和愉快性,即变为沉闷乏味,而哲学本身也就变为缺乏理智,和人生相隔离了。不论在那一个国家,不论在那一个时代,凡是具有注意于了解生活艺术的文化者,同时都一致发展欢迎女子加入以为点缀的习尚。雅典在伯里克利的时代即是如此,十八世纪法国沙龙时代也是如此。就是和中国男女之间虽禁止交际,但是历代文士都渴欲女子加入他们的谈天一样。在晋宋明三朝之中,当清谈艺术最为流行的时候,都有许多才女如谢道蕴、朝云、柳如是等参杂于中间。因为,中国人虽对于自己的老婆力主贤德,回避男子,但自己则免不了极想和有才的女子为友。因此中国的文学史中,差不多随时能发现才女名妓的踪迹。男子谈天之时,渴望女子加入以调剂精神,乃是一种普遍的愿望。我曾遇到过几位德国女子,她们能从下午五点钟直谈到晚间十一点钟。我曾碰到过几位英美女子,她们的熟习经济学使我不胜惊异。因为这种学问是我所不敢研究而自认无望的。无论如何,即使一时没有能和我对于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做辩论的女子,但谈天之时,如若座中杂坐几位善于听人谈论、心地玲珑的女子,实可以使在座者格外精神兴奋。我觉得座中对玲珑的女子,实胜于和一个满脸笨相的人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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