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论近人情

四 论幽默感

我很怀疑世人是否曾体验过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对于改变我们整个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为了缺乏笑的能力,因此丧失了一个帝国,或者如一个美国人所说,使德国人民损失了几十万万元。威廉二世在私生活中也许会笑,可是在公共场所中,他胡须总是高翘着,给人以可怕的印象,好像他是永远在跟谁生气似的。并且他那笑的性质和他所笑的东西──因胜利而笑,因成功而笑,因高踞人上而笑,──也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重要因素。德国战败是因为威廉二世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笑,或对什么东西应该笑。他的梦想是脱离笑的管束的。

据我看来最深刻的批评就是:民主国的总统会笑,而独裁者总是那么严肃──牙床凸出,下颔鼓起,下唇缩进,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闲的事情,好像没有他们,世界便不成为世界。──罗斯福常在公共场所中微笑,这对于他是好的,对于喜欢看他们总统微笑的美国人也是好的。可是欧洲独裁者们的微笑在那里?他们的人民不喜欢看他们的微笑吗?他们一定要装着吃惊、庄严、愤怒,或非常严肃的样子,才能保持他们的政权吗?我所读到的关于希特勒最好的事情,是说他在私生活中是极其自然的。这稍微恢复我对他的信仰。可是独裁者如果非装作愤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整个心性必都有错误。

现在我们讨论独裁者的微笑,并不是无聊的寻开心;当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笑容时,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他们有的是枪炮啊。在另一方面祇有当我们冥想这个世界,由一个嬉笑的统治者去管理时,我们才能够体味出幽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比如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因为幽默一定和明达及合理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心智上的一些会辨别矛盾、愚笨和坏逻辑的微妙力量,使之成为人类智能的最高形式,我们可以肯定,必须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国家都有思想最健全的人物去做代表。让萧伯纳代表爱尔兰,史蒂芬.李科克(Stephen Leacock)代表加拿大;切斯特顿(G.K.Chesterton)已经死了,可是沃德豪斯(P.G.Wodehouse)或爱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可以代表英格兰。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可惜已经死了,不然他倒可以做一个美国代表。现在我们可以请劳勃.本奇利(Robert Benchley)或海胡德.布龙(Heywood Broun)去代替他。义大利、法国、德国、俄国也有她们的幽默代表,如果派遣这些人物在大战的前夕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想无论他们怎样拚命地努力,也不能掀起一次欧洲的大战来。你会不会想像到这一批国际外交家会掀起一次战争,或甚至企谋一次战争。幽默感会禁止他们这样作法。当一个民族向另一民族宣战时,他们是太严肃了,他们是半疯狂的。他们深信自己是对的,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具有健全常识的幽默家是不会这么样想。你可以听见萧伯纳在大喊爱尔兰是错误的,一位柏林的讽刺画家说一切错误都是我们的,布龙宣称大半的蠢事应由美国负责,可以看见李科克坐在椅子上向人类道歉,温和地提醒我们说,在愚蠢和愚惑这一点上,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自誉强过其他民族。在这种情形之下,大战又何至于能引起呢?

那么是谁在掀起战争呢?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计划的人、谨慎的人、有才智的人、傲慢的人、太爱国的人,那些有“服务”人类欲望的人,那些想创造一些事业给世人一个“印象”的人,那些希望在什么场地里造一个骑马的铜像来睥睨古今的人。很奇怪地,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时,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如果一个外交家不低声下气地讲话,装得战战兢兢、胆怯、拘束、谨慎的样子,便不成其为外交家。──事实上,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国际幽默家的会议来拯救这世界。我们大家都充分地潜藏着这种所谓幽默感的东西。当欧洲大战的爆发,真在一发千钧的当儿,那些最劣等的外交家,那些最“有经验”和自信的,那些最有野心的,那些最善于低声下气讲话的,那些最会装得战战兢兢、拘束、谨慎的模样的,甚至那些最切望于“服务”人类的外交家,在他们被派遣到会议席上去时,祇稍在每次上午及下午的开会议程中,拨出十分钟的辰光来放映米老鼠影片,令全体外交家必须参加,那么任何战争依旧是可以避免的。

我以为这就是幽默的化学作用:改变我们思想的特质。这作用直透到文化的根柢,并且替未来的人类,对于合理时代的来临,开辟了一条道路。在人道方面,我觉得没有再比合理时代更合崇高的理想。因为一个新人种的兴起,一个浸染着丰富的合理精神,丰富的健全常识,简朴的思想,宽和的性情,及有教养眼光的人种的兴起,终究是唯一的重要事情。人类的理想世界不会是一个合理的世界,在任何意义上说来,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而是一个缺陷会随时被看出,纷争也会合理地被解决的世界。对于人类,这是我们所希冀的最好的东西,也是我们能够合理地冀望它实现的最崇高的梦想。这似乎是包含着几样东西:思想的简朴性,哲学的轻逸性,和微妙的常识,才能使这种合理的文化创造成功。而微妙的常识,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恰巧也正是幽默的特性,而且非由幽默不能产生。

这样的一个新世界是很难想像的,因为它跟我们现在的世界是那么不同。一般地讲起来,我们的生活是过于复杂了,我们的学问是太严肃了,我们的哲学是太消沉了,我们的思想是太纷乱了。这种种严肃和纷乱的复杂性,使现在的世界成为这么一个凄惨的世界。

我们现在必须承认:生活及思想的简朴性是文明与文化的最崇高最健全的理想,同时也必须承认当一种文明失掉了它的简朴性,而浸染习俗,熟悉世故的人们不再回到天真纯朴的境地时,文明就会到处充满困扰,日益退化下去。于是人类变成在他自己所产生的观念、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之下,当着奴隶,担荷这个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的重担,而似乎无法摆脱它。幸而人类的心智尚有一种力量,能够超脱这一切观念、思想、志向而付之一笑,这种力量就是幽默家的微妙处。幽默家运用思想和观念,就像高尔夫球或弹子戏的冠军运用他们的球,或牧童冠军运用他们的缰绳一样。他们的手法,有一种因熟练而产生的从容,有着把握和轻快的技巧。总之,祇有那个能轻快地运用他的观念的人,才是他的观念主宰,祇有那个能做他的观念主宰的人,才不被观念所奴役。严肃终究不过是努力的标记,而努力又祇是不熟练的标志。一个严肃的作者在观念的领域里是呆笨而局促的,正如一个暴发户在社交场中那样呆笨而不自然一样。他很严肃,因为他和他的观念相处还不曾达于自然。

说起来有点矛盾,简朴也就是思想深刻的标志和象征。在我看来,在研究学问和写作上,简朴是最难实现的东西。欲求思想明澈已经是一桩困难的事情,然而简朴更须从明澈中产生出来。当一个作家在役使一个观念时,我们也可说那观念在役使他。这里有一桩普通的事实可以证明:一个刚从大学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出来的大学助教,他的讲辞总是深奥繁杂,极其难以理解,而祇有资格较老的教授们,才能把他的思想单纯地用着简明易解的字句表达出来。如果一个年轻的助教不用他自矜博学多才的语句来讲解时,他确有出类拔萃而远大的前途的。由技术到简朴,由专家到思想家,其间的过程,根本是一种智识的消化过程,我认为是和新陈代谢的作用完全一样的。一个博学的学者,须把那专门的智识消化了,并且和他的人生观察联系起来,才能够用平易简明的语句把这专门智识贡献出来。在他刻苦追求智识的时间中(我们就假定说是詹姆斯的心理学智识吧),我觉得一定有许多次“心神清爽的休息”,好像一个人在疲乏的长途旅行中停下来,喝一杯清凉的饮料一样。在那休息的时间中,那些真真的人类专长,会把自己反省一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简朴必须先消化和成熟,当我们渐渐长大成人的时候,思想会变得更明澈,无关紧要的一点或虚假的一面,将尽被剔去,不再骚扰我们。等到观念有了较明确的形态后,一大串的思想便渐渐变成一个简括的公式,突然地有一天在一个明朗的清晨跑进了我们的脑子,于是我们的智识便达到了真正光辉的境界。嗣后便再不用努力了,真理已变成简单易解,读者也将觉得真理本身是简易的,公式的形成是自然的,因此获得很大的快乐。这种思想上和风格上的自然性,──中国的诗人和批评家那么羡慕着──常常是被视为是一种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当我们讲到苏东坡的散文逐渐成熟时,我们便说他“渐近自然”──这种风格已经把青年人的爱好华丽、夸炫、审美技艺和文艺夸张等心理一概消除。

幽默感滋养着这种思维的简朴性,这是很自然的事。一般的说,幽默家比较接近事实,而理论家则比较着重观念,当一个人跟观念本身发生关系时,他的思想会变得非常复杂。在另一方面,幽默家浸沉于突然触发的常识或机智,它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显示我们的观念与现实的矛盾。这样使许多问题变得简单。不断的和现实接触,给了幽默家不少的活力、轻快和机巧。一切装腔作势、虚伪、学识上的胡调、学术上的愚蠢和社交上的欺诈,将完全扫除净尽。因为人类变得有机巧有机智了,所以也显见得更有智慧。一切都是简单清楚。所以我相信祇有当幽默的思维方式普遍盛行时,那种以生活和思维的简朴为特性的健全而合理的精神才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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