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是一种私人的供状,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我不想发表客观意见,也不想创立不朽真理。我实在瞧不起自许的客观哲学;我祇想表现我个人的观点。我本想题这书的名字为《抒情哲学》,用抒情一词说明这里面所讲的是一些私人的观念。但是这个书名似乎太美,我不敢用,我恐怕目标定得太高,即难于满足读者的期望,况且我的主旨是实事求是的散文,所以用现在的书名较易维持水准,且较自然。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意满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我颇想用柏拉图的对话方式写这本书。把偶然想到的话说出来,把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琐事安插进去,这将是多么自由容易的方式。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并不如此做。或者是因我恐怕这种文体现在不很流行,没有人喜欢读,而一个作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人阅读。我所说的对话,它的形式并不是像报纸上的谈话或问答或分成许多段落的评论;我的意思是指真真有趣的、冗长的、闲逸的谈论,一说就是几页,中间富于迂回曲折,后来在料不到的地方,突然一转,仍旧回到原来的论点,好像一个人因为要使伙伴惊奇,特意翻过一道篱笆回家去一般。我多么喜欢翻篱笆抄小路回家啊!至少会使我的同伴感觉我对于回家的道路和四周的乡野是熟识的……可是我总不敢如此做。

我并不是在创作。我所表现的观念早由许多中西思想家再三思虑过、表现过;我从东方所借来的真理在那边都已陈旧平常了。但它们总是我的观念;它们已经变成自我的一部分。它们所以能在我的生命里生根,是因为它们表现一些我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当我第一次见到它们时,我即对它们出于本心的协调了。我喜欢那些思想,并不是因为表现那些思想的是什么伟大人物。老实说,我在读书和写作时都是抄小路走的。我所引用的作家有许多是不见经传的,有些也会使中国文学教授错愕不解。我引用的当中如果有出名人物,那也不过是我在直觉的认可下接受他们的观念,而并不是震于他们的大名。我有一种习惯,最爱购买隐僻无闻的便宜书和断板书,看看是否可以从这些书里发现些什么。如果文学教授们知道了我的思想来源,他们一定会对这么一个俗物显得骇怪。但是在灰烬里拾到一颗小珍珠,是比在珠宝店橱窗内看见一粒大珍珠更为快活。

我的思想并不怎样深刻,读过的书也不怎样广博。一个人所读的书太多,便不辨孰是孰非了。我没有读过洛克(Locke──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休姆(Hume──十八世纪苏格兰哲学家)或伯克利(Berkeley──十七世纪爱尔兰哲学家)的著作,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哲学课程。在专门技术上讲,我所应用的方法,所受的训练都是错误的,我并不读哲学而祇直接拿人生当作课本,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合惯例的。我的理论根据大都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上管事;一个在某报天文栏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我没有受过学院式的哲学训练,所以倒反而不怕写一本哲学书。观察一切也似乎比较清楚,比较便当,这在正统哲学家看来,不知是不是可算一种补偿。我知道一定有人会说我所用的字句太过于浅俗,说我写得太容易了解,说我太不谨慎,说我在哲学的尊座前说话不低声下气,走路不步伐整齐,态度不惶恐战兢。现代哲学家所最缺乏的似乎是勇气。但我始终徘徊于哲学境界的外面。这倒给我勇气,使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下判断,思索出自己的观念,创立自己独特的见解,以一种孩子气的厚脸皮,在大庭广众之间把它们直供出来;并且确知在世界另一角落里必有和我同感的人,会表示默契。用这种方法树立观念的人,会常常在惊奇中发现另外一个作家也曾说过相同的话,或有过相同的感觉,其差别祇不过是它的表现方法有难易或雅俗之分而已。如此,他便有了一个古代作家替他做证人;他们在精神上成为永久的朋友。

所以我对于这些作家,尤其是对于我精神上的中国朋友,应该表示感谢。当我写这本书时,有一群和蔼可亲的天才和我合作;我希望我们互相亲热。在真实的意义上说来,这些灵魂是与我同在的,我们之间有精神上的相通,即我所认为是唯一真实的相通方式──两个时代不同的人有着同样的思想,具着同样的感觉,彼此之间完全了解。我写这书的时候,他们藉着贡献和忠告,给我以特殊的帮助,第八世纪的白居易,第十一世纪的苏东坡,以及十六十七两世纪那许多独出心裁的人物──浪漫潇洒,富于口才的屠赤水;嬉笑诙谐,独具心得的袁中郎;多口好奇,独特伟大的李卓吾;感觉敏锐,通晓世故的张潮;耽于逸乐的李笠翁;乐观风趣的老快乐主义者袁子才;谈笑风生,热情充溢的金圣叹──这些都是脱略形骸不拘小节的人,这些因为胸蕴太多的独特见解,对事物具有太深的情感,因此不能得到正统派批评家的称许,这些人太好了,所以不能循规蹈矩,因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看来便是不“好”的。这些精选出来的同志人数不多,因此使我享受到更宝贵、更诚挚的快乐。这些人物也许有几个在本书内不曾述及,可是他们的精神确是同在这部著作里边的。我想他们在中国总有一天会占到重要的地位,那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还有一些人物,虽然比较的晦暗无闻,但是他们恰当的言论也是我所欢迎的,因为他们将我的意见表示得那么好。我称他们为中国的爱弥尔(Amiei──瑞士作家,一八一一至一八八一年)──他们说的话并不多,但说得总是那么近情,我佩服他们的晓事。此外更有中外古今的不朽哲人,他们好像是伟大人物的无名祖宗一般,在心灵感动的当儿,在不知不觉之间说出一些至理名言;最后还有一些更伟大的人物;我不当他们做我精神上的同志,而当他们是我的先生,他们那清朗的理解是那么入情入理,又那么超凡入圣,他们的智慧已成自然,因此表现出来很容易,丝毫不用费力。庄子和陶渊明就是这么一类人物,他们的精神简朴纯正,非藐小的人所能望其项背。在本书里,我有时加以相当声明,让他们直接对读者讲话;有时则竟代他们说话,虽然表面上好像是我自己的话一般。我和他们的友谊维持得越久,我的思想也就越受他们的影响,我在他们的薰陶下,我的思想就倾向于通俗不拘礼节,无从捉摸,无影无形的类型;正如做父亲的对子女施予良好的家教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我也想以一个现代人的立场说话,而不仅以中国人的立场说话为满足,我不想仅仅替古人做一个虔诚的移译者,而要把我自己所吸收到我现代脑筋里的东西表现出来。这种方法当然有缺点,但是从大体上说来,确能使这工作比较诚实一些。因此,一切取舍都是根据我个人的见解。在这本书里我不想把一个诗人或哲学家的思想全盘托出来;假如想要根据本书里所举的少许例证去批判他们的整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结束这篇自序时,必须照例地说,本书如有优点的话,大部分应该归功于我的合作者,至于一切错误、缺点,和不正确的见解,当由我自己完全负责。

我要向华尔希先生和夫人(Mr. and Mrs. Richard J.Walsh)致谢,第一、谢谢他们鼓励我写作本书的念头,第二、谢谢他们坦白有益的批评。我也得感谢韦特先生(Mr.Hugh Wade)帮助我做本书的付印和校对工作,感谢佩弗女士(Miss Lillian Peffer)代我完成书后的索引。

林语堂

纽约.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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