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很少在小说中写到自己。所谓的私小说不适合我的气质。把这些素材用于虚构的世界,我觉得可以强调出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和感情。我认为这是小说的正道。我并不想否定占有一席之地的私小说,只是认为它与自己的道路有所不同。

尽管如此,我还是写过两三篇类似私小说的作品,但结果还是印证了以上的看法。

不过,也并非作不想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来的脚印。我已经五十五岁了。在公司来说,已经是退休年龄了。实际上,我看过报社等处退休后的人们在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简短的回忆,便也动了念头想写写看。不是写小说,而是出于对自己的问候。

迄今为止,人家劝说我写写这类自传的东西,已有两三次了。但我总没有心思,理由是还为时尚早,可是一过了五十五岁,心情就有所改变。这时,《文艺春秋》社劝我动笔。我终于拿起了笔,但连载结束以后,翻过来读一读,还是不满意。后悔这不算写作。我懂得了,自己的前半生是多么乏昧呀!真是一成不变。为了合订成书,我把连载的稿件拿起来看了看,最后只是做了一些删节。

在连载的过程中,编辑部要我一直写到当了小说家以后。我拒绝了。理由有两个,其一,因为我开始就没有从事文学创作的志向,因此,不会谈什么所谓的文学进修;其二,在以写小说为生之前,我的人生已经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以后的十二三年仅仅是一小部分。我在文坛上交游不多,所以也写不出来与哪位作家熟识,或者了解某某作家的情况,这样就会使读者感到没有趣味。而且,过于接近现实,极不成熟,所以即便真的要写,也想放在十年以后再说。如果活不到那时候,那就不写而终吧。

不过,本书在这里结束,也会使人有不了了之的感觉。因此,作为与目前的生活相连接的部分,想简单加一点以后的事情。

——如前面写到的,我的志向不是写小说。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多少有过这种念头,这是那种年龄的人谁都会有的,是不足为道的。后来被生活所迫,不是那个样子了。我认为,支撑起一家是艰难的劳动,我为全家生活的安定而工作。但是,我喜欢读书。

大概是昭和二十五年(即1950年)时吧,《朝日周刊》以“百万人小说”的名义举办了一次一般性的有奖小说征文。一等奖为三十万元,这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可观的奖金。什么文学,什么小说,与我这个没有野心的人没有关系。但是,有一天,我因事去翻看百科辞典,《西乡钞票》这一条目映入眼帘。我随便读着,从这个条目的解说中浮现出一个空想。我觉得那个空想就象是一篇小说。也就是说,我觉得它能成为小说。

那时候,我还是九州小仓市《朝日新闻》西部分社广告部的雇员,每天的工作是画广告的原版画。就象本书中已写到的,我的扫帚生意的副业已经罢手,因为通货膨胀,正苦于如何维持一家八口的生活。我如果中了三等奖(奖金十万元)……这幻想也曾产生过。为了逃避生活上的痛苦,我决定把浮现在脑子中的空想尝试着写成小说。我决定写作时,距离截稿日期只有二十天了。

那时,我还没有自来水笔,就买来铅笔和纸张很低劣的本子,开始在家里或在报社里抽空写初稿。上下班时,我的西服口袋里总是装着本子和铅笔。每天在报社勉勉强强能写一两张稿纸,有时只能写五六行字。

我对自己的小说没有把握,便约请报社一个喜欢文学的青年同事到外面,在电灯厂堆放灯泡的地方坐下来,把我正在写作中的文章念给他听。那位同事开始时还说有点意思,但因为我屡次带他出去,不久他就不耐烦了。然而我却从中产生了兴趣,并从现实的痛苦中得以逃脱出来。

一天,我从报社回家,在路口将珍贵的铅笔从口袋中丢失了。那时,我是穿着军靴往返于捷径的铁路线的,发觉丢了笔,马上回过头去找,可怎么也没有找回来。铁路上铺满了石子,小小的、笔杆很细的铅笔混在那里面,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我一边注意着往返的火车,一边猫着腰,趴在石子上,瞪着一双近视眼找了一个小时。直到后来天黑了,我才死了心。第二天一大早,我爬起来又去找,还是没有找到。铅笔,我再没有去买。

以后,我用了报社的3B铅笔,可它的笔芯太软,不适合在本子上写,一用马上就秃了,还必须携带着小刀。往稿纸上抄写时,是在家里用沾水笔写的。因为要在下班后干,所以每天晚上都要干到很晚。

《西乡钞票》这篇小说得了三等奖。后来我听说本来再稍稍向上提一点也可以,但因为作者是报社里的人,编辑部就这样定了。虽说是三等奖,还特别在《朝日周刊增刊》上发表了,并作为那一期的直木文学奖①的候选作品。得来的十万元奖金用作生活费用,但我不记得花到哪里去了。

第一篇小说成了直木奖候选作品,这使我产生了野心。那时,我把刊载我小说的杂志送给编辑《三田文学》的木木高万郎先生,他问我还准备写点什么。我送去两次稿件,都发表了。后来,《某传》的初稿,是在夏天。我们住在六叠、四叠半、三叠的原兵器厂的职工住宅,妻子和五个孩子一起睡在旁边的蚊帐中。再旁边的一间里,年迈的父母发出呼呼的鼾声。我边用茶色团扇驱赶着蚊子,边写着稿子。有时,还到黑暗的厨房去喝水。

在那之前,我的小说在《朝日周刊》获奖后,经报社企业部一个职员的介绍,我时常去若松市的火野苇平那里。火野乘飞机来往于东京和若松之间,我每次去火野家,那里总是挤满了北九州的文学爱好者。恕我直言,那是一帮跑前跑后拍马捧场的人。因此,我很少能同火野说上话。而且,那些人对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总是报以白眼,(也许是我的错觉),我于是疏远了火野。但火野很热情,还曾向出版社推荐过我的小说。

许久以后,我曾与火野一起参加过《文艺春秋》的年终文士剧③,火野看着我,发出忠告:“这一阵你象是写得太多了,不控制一下对身体不好啊!”此后不久,火野就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死在工作间里。

由于这个原因,与地方的《九州文学》相比,我因奇妙的机缘成为《三田文学》的同人,但这也没有多长时间。木木卸任以后,我也不再是同人。归根结底,我在哪里都不过是外人而已。

获得芥川奖一年之后,我调到东京本社工作。在《文艺春秋》上获奖后,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仅仅是《战国权谋》和《菊花枕》。调动工作是我一再提出的要求,报社好意地同意了。

在东京,有半年左右我是单身赴任,住在本书中已出现过的父亲的弟弟家,我的这位叔父一年前已经去世了,婶婶还健在。我一下子有了四个堂妹。

那是昭和二十九年(即1954年),东京刚开始建造公寓,肯出租的房屋极少。我下班以后跑遍房屋公司,人家一听说有八口人,便立即予以拒绝。有半年时间没从九州叫来家属,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好不容易我才看好了练马区关町一丁目的一套有三间四叠半的房子。

我去东京车站接家属,母亲很衰弱,在过天桥时上上下下几次用嘴大口喘气,不得不休息一下再走。她的腰也弯了。从那时起,视力也开始减退。

父亲身体很好,到他死去的弟兄家里时,他含着热泪感谢大家的帮助。

父亲到哪儿都是乐天派,而母亲悲观的性格到死也没有改变。“我是受苦的命,”从我小时候就常听她这么说。她的确是倒霉的命。母亲来到关町的家里,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去世前眼睛也看不见东西了。一步也不能出去。在榻榻米上,她用手试着摸着爬,那样子与祖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放下烟袋和火柴。当死期降临的时候,她的脑子已糊涂了,装好大烟袋,便把点完烟的还燃烧着的火柴头,放在自己枕旁肮脏的隔扇纸上。父亲发现后,大吼一声:“着火了!”把火说成Huvva是伯奢的方言。我正在一旁写稿子,赶忙跑过去,只见隔扇下一团火焰已经烧起来了。母亲在火旁,悠闲地叼着烟袋。真危险!好在只烧了一个隔扇。

母亲临死前,打了一夜呼噜。这也同祖母临终前一模一样。母亲以前常说“媳妇象婆婆”,果然如此。

父亲在母亲故去之后四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他与母亲直到临死,关系还是不好。尽管如此,在母亲死后,他似乎也很寂寞,腿脚也不听使唤了,但还是穿着软底的鞋子到附近转转。父亲是我们搬到滨田山以后去世的。那时我的大女儿马上就要出嫁,父亲却没能看到。其实,就是有力气,他又能有多少视力呢?临死前半年左右,他的瞳孔完全变成灰色的了,使人看了觉得难受。

松本清张

①日本《文艺春秋》社为纪念已故作家直木三十五,于1935年设立的文学奖,通常认为直木奖是一种俗文学奖。该奖授予优秀的无名作家或新作家的大众文学作品。每年评选两次。②日本《文艺春秋》社为纪念已故作家芥川龙之介,于1935年设立的文学奖,通常认为芥川奖是纯文学奖。该奖用于奖掖文坛新人。每年评选两次。③日本的小说家、戏剧家等文人自编自演的戏剧,一九〇五年开始,现在由《文艺春秋》社每年举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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