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

朝鲜战争爆发后,驻小仓的美国兵频繁调动。因为有禁止外出的命令,所以在街上看不到军人。

自从这里成了占领军的营地后,城南很快增添了拉客的妓院,妓院周围云集着出租三轮车。美国兵的调动一定是乘夜间的火车,不让市民们看到,只是作为一些传闻,什么昨天夜里大部队好象换防了,什么后续部队到来啦,等等。这些传闻,大多是从在营地里做工的日本劳工嘴里传出来的。

黑原的美军补给厂,原封不动使用过去陆军补给厂的建筑,大小有二万坪①左右。周围拉上了美国式的铁丝网,探照灯从高台上照射着四个角落和中央。

我家就在黑原兵营的旁边,前边也写过了,那里是兵器厂的职工住宅,与补给厂紧挨着。有浴池,也有菜店、干菜店、鱼店等等。

我去《朝日新闻》社上班,走的是另一条路,所以很少到营地旁边去,但有时也路过。补给厂的里面有一条道相通,一直连到公路上。隔着铁丝网所见到的景象,与美军刚进驻时没有任何改变。暗绿色的吉普车和卡车群,可口可乐的空瓶堆成的小山。里面,有身穿军装徘徊着的美军……那时,我没怎么见到黑人士兵。

到了昭和二十五年(即1950年)六月,美军在朝鲜的境况转为不利。报纸上报道说,美军放弃了大田机场,向前线投入了两个师团的步兵部队。由于北朝鲜的挺进,美军后退到大田、釜山一线。

我觉得,其实是美军太弱,北朝鲜的军队并不很强大。一到报社,就在那里互相争夺校样看。编辑系统的动向很不稳定。

美军的师长戴因少将去向不明的消息,在报纸上发表也是在那个时候。戴因家在户大田的安川,过去是煤炭暴发户的宅邸。

记者福留,毕业于青山学院,英语很好,负责占领军方面的报道。有一次,他到楼下来说,戴因恐怕是当了俘虏被杀了吧等等。

我过去工作过的小印刷所店主的哥哥,在印刷所倒闭以后,换了很多职业,到那时当上了三轮车夫。干这一行好象攒了不少钱,后来可能是看到拉客能挣钱,便修缮了房屋,又弄来三个年轻的女孩子。他过去在大分县的农村做过细木工,心灵手巧的。

他的妻子到小仓后,大约过了三年就病死了。后来,他娶了一个招揽顾客出身的女人为继室。这正好适合他的新生意。也就是说,老婆经营拉客的妓院,丈夫在外拉车,带来男人。

我有时到他那里去玩,他的妻子被穿得花里花哨的女孩子们叫作“妈妈”。她在过去的职业中,也被人叫“妈妈”,这是美国的流派。她这样被人称呼好象很满足,士兵们与女人们熟识之后,差不多总是那些人来。但是,战争开始后,“顾客”就频繁地更换起来。美军的调动非常之快。

开始的时候,士兵们说去打仗就是为了钱,回来休假时,兴高采烈的,但美军战局失利后,只要一提起朝鲜,他们就耸起肩头,露出忧郁的神情。这些士兵再没有第二次露过面。在妓院这个小小的世界中,也可以实际感受到美军在朝鲜的败绩。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黑人士兵在兵营中增多了。有时看到一连串的大型卡车,载着士兵们开走了,身穿作战服的士兵全部是黑人士兵。

由美军引起的与市民发生摩擦的事故也增加了。

这些,报纸上是决不会刊登的,在城郊的兵营旁,曾经发生过黑人士兵杀死一家日本人的事件。拂晓时,那个黑人士兵醉熏熏地回到营房附近,对在外面搧着炭炉的妇女调情。那是夏天,主妇只穿了一件衬裙。听到喊声,那女人的丈夫和该子们从家里跑出来,那个黑人士兵昏了头,竟用佩戴的大折刀杀了那女人,杀了她丈夫,还杀了两个男孩。只有一个孩子,不知是哥哥还是弟弟逃了出来,才得以幸存。

类似的事情都是在口头流传,市民们半信半疑。因此,也不那么特别警惕美国兵。这些事情朝鲜战争以前从没有听到过。黑人士兵是上前线的主要兵力。如果一支部队从城郊的营地出发了,不知来自何方的补充部队就会到来。他们呆上几天后,又匆匆忙忙出发,接着又来了替换部队。那时,美军的前线已被压到朝鲜最南边,替换部队的命运大多是被派到那里。黑人士兵们完全明白自己已被逼到死地,差不多已经自暴自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而美军的司令官、宪兵队长、小仓市长、警察署长却都摆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至少小仓的市民们是这样看的。

比这种稳稳当当的状态更甚一步的,是六月十二日开始的祗园会。

祗园会是小仓的拿手好戏。一临近这个节日,街上到处响着鼓声。装着大鼓的人拉彩车行进,是小仓祗园的纪念活动,还曾有个名字叫大鼓节。为了敲这个大鼓,街上的青年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出风头。少年们在节日到来的五天之前,就半是练习似地敲起放在街上的大鼓。每年小仓的市民都这样认为,大鼓一响,祗园会就来到啦!

黑原离市中心很远,所以只能在远处遥听那些鼓声。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大约在八点钟离开了报社。我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因为下象棋回去迟了。

从报社到我家,沿着铁路线走是径直路线,所以我总是往返于那条铁路线。晚上从那里走有危险,我就乘电车回去。下车的地方有一个车站叫三郎丸,从车站到我家有一点五公里,这条路的旁边挨着美军补给厂的后身,住家稀少,一到晚上九点来钟,即使在夏天人们也早早关紧门户,外面看不到什么灯光。在田地的对面,散布着农户。

我想,我路过那里是九点过后,丝毫没有与往日不同的迹象。路上有个小坡,下坡的地方是聋哑学校。再往里是补给厂的厂界,当时在那里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士兵。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很快就睡了。第二天早晨,总觉得外面人声纷扰。街坊邻居们每个人都露出不安的神情,悄悄地在议论着什么,警察仍在四周来回巡视。

我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昨天晚上,就在离这里很近的兵营中,黑人士兵集体逃跑,闯到民宅和附近的民户,发生了暴行。据邻居说,有四五个全副武装的黑人士兵闯入店铺,白白喝了那里的酒,还把架子上放的威士忌偷偷带走了。还说,有的人家丈夫挨了拖把的痛打,有的人家主妇遭到了强奸。

住宅区的东边就是足立山,山脚下散布着农家、商店和住宅区。黑人士兵大概认为在营地旁边会被捉住,于是闯入到很远的住家,听说昨天夜里,手枪射击着,有时打照明弹,就如同巷战一般。听偶然路过那里的上班的人说,宪兵守在道路上,说不许通过那里。有好几辆侧面装着机关枪的吉普车飞驰而过。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黑人士兵是从滨松方面调过来的一伙人,在黑原营地住了两夜,第二天马上就要出发去朝鲜。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他们从兵营院子通向外边道路的阴沟中的大缸管里,爬出去逃走了。缸管在铁丝网的下面。

我每次经过这里时,也看到过这些缸管。不仅是黑人士兵,其他士兵也经常在深夜跑出来,到女人家去过夜,第二天天没亮时再穿过缸管回到营地。我夜里走在路上,时常遇到这样的士兵。黑人士兵逃走时就利用了缸管。不知什么原因,卫兵也不去注意警戒缸管,大概卫兵们同逃跑的士兵串通一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的吧!

我不清楚逃走的黑人士兵的人数,听说有二百人左右。他们手持卡宾枪,携带着手榴弹,全副武装。他们都是要好的同伴,在各个地方胡作非为。

听到这个紧急情况,宪兵从市内赶来了,因为对方有武器,光凭宪兵也对付不了他们。于是,出动了镇压部队,“战斗”马上结束了。那些逃兵在机关炮、机关枪的袭击下,束手无策。来镇压的部队一边打着照明弹,一边开着吉普,追击那些在机关枪射程内的黑人士兵,把他们赶进营地。

然而,还有一百名士兵逃进了足立山。数字可能没有那么多,却使山麓一带的居民惊恐不安。搜查队开始搜山,他们占据山脚的要地,企图逮捕下山来的逃兵。逃走的黑人士兵没有带粮食,不可能在山里彷徨几天。

日本的警察得知此事,是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的下午九点。警察署长召集全署人员,中断了从市内到城外的全城交通。报社用广播车向市民报告着危险,警告他们要关严门户。这是日本方面的警察所能采取的最大措施,不允许他们参加占领军的镇压活动。

当然,警察的广播车也不能广播说占领军发生了集体逃跑事件,他们的态度是暧昧的。这种暧昧态度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市民的紧迫和不安。广播车只是要人们关好门户、不要外出。

这个事件结束后,市民受害的情报汇集到小仓警察署,仅此项就大约有八十起,都是暴力行为、抢劫、威吓。没有告发的强奸妇女的事件数字不明。

那是镇压时发生的事件,听说逃兵所在的二十五师的M准将表示,责任在他身上,他要亲自去说服叛逃士兵,就乘上吉普车出去了。前来镇压的部队大约有两个中队,除了装备机关枪的吉普车外,还有装载着二十厘米机关炮的装甲车。

但是,尽管发生了骚动,市民在报纸上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兵营的司令官说:

“这次,一部分占领军士兵给市民添了麻烦,非常遗憾。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事件对美军抱有恶感,今后我们要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报纸上只发表了司令官这个既不象道歉、又不象声明的东西,而且还只是在北九州地区的报纸上刊登了,除此之外,一切情况都不允许在报刊上发表。

那是后话了,昭和二十九年(即1954年)我到东京去时,问过东京的人。这件事,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由于占领军的命令,报道只限于北九州的部分地区。因为出事的地方当时总不能佯装不知,所以只能象如前所述的那样漠然地发表消息。以这次骚乱为动机,我开始对占领时代日本人不曾了解的那些方面发生兴趣。

虽说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上时而也有这类变化,但它与当时的我没有任何关系,就象过往观看的风景一样。它既没有影响我的生活,我也没有被卷进去。

无聊的每一天,依然持续着。我依然搞些印刷所的副业,有时也画有赏金的广告画。

我还是穿着军靴,往返于铁路线。走在这条石子路上,不穿军靴是耐不住的。我原来曾有一双普通的鞋子,因为买不起替换的鞋,结果脚后跟破烂不堪,已经不成形了。那双鞋是比着自己的脚买的,不过是便宜货,它越穿越大,最后终于一走路,就跟不上脚了。从后面看得清清楚楚,一个朋友评论说简直就象神官穿的木屐。

在铁路线旁长满野草的道路上,有煤窑,有铁桥,有简陋的房屋,也有猪圈,那就是当时我走的道路。

①日本的一坪大约等于三点三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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