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鹊

从下关开来的列车终于停了下来。抵达佐贺县的神崎车站,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在车上我一点也没有睡觉,在混乱的车厢里简直不能动弹。

下到站台时,我沉浸在一种不可思议的解放感中。这不是由于好不容易才离开了军队,也不是由于从连厕所也去不成的火车上下来了的缘故。现在,只是我一个人。可以从这里走二里路,回到有双亲和妻子的家里,也可以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都是我的自由。为什么产生了这种念头呢?

由于我是个独生子,父母从小就异乎寻常地束缚住了我,那是令人窒息的生括。我不知多么羡慕那些可以一个人自由行动的朋友们。没有处在我这种地位的人,是不能理解这些的吧!

从前在久留米接受三个月的教育训练时,父亲每个星期天都来看我。一度离开军队回到小仓时,父亲也象牢牢地守住我似的来迎接。在列车上,有五六个与我同一个连队的人,没有家人来迎接他们。这些人就象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囚犯一样,在车内大声喧哗,列车员一来,就故意讲军事用语,戏谑着他们。我悄悄坐在年迈的父亲旁边,非常羡慕这些独往独来的人们。记得我常常诅咒父亲对我过分的溺爱。

但是,想来年迈的双亲只有依靠我这个独生子。我在朝鲜井邑时,父亲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在地图上找了找,井邑离釜山象是不远。釜山从下关乘上渡船,只需睡一个晚上,第二天白天就到了。如果可以的话,很想去井邑看看。”

这是不掺假话的爱情。

然而,从物质到精神,我是没有自由的。因此,我离开家庭两年的军队生活,感到了一种自由。军队生活虽然极为乏味,可仅有的那种自由,却给了我一种生存的意义。

我不单有父母,还有了妻子、儿女。我的自由越来越被封闭了。逃脱的缝隙被关闭了。打着绑腿的鞋带动着我的身体,到那个家庭去。逃跑的空想,随着我踏上乡间的道路,一点点地消失了。

神崎的城镇位于佐贺平原之中。通过狭窄的街道,来到一条河流旁边。沿着这条河,道路伸展到了长满野漆树的平原。山在远处,一望无际的稻田里,有几条沟。小径上,白色翘膀的喜鹊跳着,一会儿又飞到高高的野漆树上。

这种鸟,过去在汉城的医务室前多次见过,在佐贺地方,叫褐鸦,与普通的鸦叫声不同。走过一里沿河的堤坝路,田园中出现了一处村落。那是妻子出生的村庄。

我背着用毯子作的背袋,站在妻子娘家的农家门口,个子高高的岳母吃了一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睁大眼睛问,说要是打个电报,便可以到车站去接。接着,她叫来了我妻子的兄嫂。

我的父母和妻子在他们的帮助下,借住到邻村的房子里,这些,我从南朝鲜收到的信中已经知道了。岳母他们要带我去那里,我谢绝后,自己又将沉重的行李扛到肩上。

道路曲曲弯弯,转回到河边,过了一座小桥。这一带我来过几次,可来这个村子还是第一次。小桥的附近,住着十来户农家。不管哪一家,屋檐下都堆了许多稻草。

走下桥来到路上,有一座寺庙。五六个小学生走了过来。我停住步,问有没有叫淑子的学生。这是我的大女儿的名字,该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了。那个学生也是个女孩子。

她回答了一句,抬起眼睛死盯着我看。在佐贺话中,意思是“有”。我来到学校,这里已经放学了,没有孩子。

这个村庄有二三十户农舍,不规则地聚在一起。离开道路,房子与房子之间隔着农田。在那些小块的农田中,我妻子穿着裙裤,正在挥动着锄头。她看到我后,一时没有说话,以迷惘的神情注视着我,接着脸涨得通红,眼泪落了下来。

这家农户房子相当大,但却破烂不堪。父母也跑了出来,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女也一起出来了。父亲满脸皱纹,母亲用袖子掩住脸在抽泣。两个人都完全老了。

我不认识的一男一女马上退了同去,接着,我不记得见过的小男孩拖拖拉拉地出来了。我很快就知道,这对夫妇和孩子是与我家人同住的人。我原以为家属是借了一所房子,现在才知道,房主的亲戚,从釜山撤同来,因为也没有住的地方,便作为同居人住了进来。

母亲告诉那些人们我回来了的事情,“这下可放心了!”她一个劲地说着。

从母亲说的“这下可放心了”的话中,我觉得已体会到一切情况。父母到这里依靠我妻子的娘家,在这种不习惯的生活中过得怎样呢?在众多的庄稼人中,一个连锄头也没有握过的人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啊!母亲的这一句话,好象使我明白了一切。

母亲说“这下可放心了”,这话我并不是初次听到。很早以前,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和父亲打架,正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恰好伯母来了。

“哎,姐姐,这孩子也总算有了份工作,我也放了一半心啦!”母亲对伯母这样说过。

母亲是个勤快人,目不识丁,与其说她要强,不如说是狷介,遇事不肯妥协。那还是母亲拉露天货车的时候,在祀祭的地方,曾与当地的江湖商人吵闹起来。为了占地盘,那家江湖商店的老板命令说:“老太婆,你到那边去!”母亲大声回骂道:“什么老太婆?”她气势汹汹的样子,真把对方镇住了。关于这些,父亲也常常提起。

我入伍后,父母曾寄住在叫饭冢的煤矿街母亲的一个姐姐家。也就是说,我的妻子儿女住在妻子佐贺的娘家,而父母则住在姨母夫妇家中,各过各的。但是,母亲在给妹妹夫妇添麻烦的时候,又开始与他们吵闹,不久离开了那里,转到佐贺我妻子的住处。

这所旧的农家房虽然很大,但光是我家就有七口人,只好用隔扇隔开,另一边是个五口之家。我们这边连七个人睡的地方都没有。那时我那四岁左右的二儿子,从隔扇的洞里窥视另一边的孩子。二儿子的口音就象是出生在这里似的,一口地道佐贺话。

这一带,灌满水的渠道纵横交错,野漆树一排排的,是一片美丽的田园。但是,我却觉得我刚从部队回来,就立即跳入了人间地狱之中。

乘火车去小仓,大概是在家里安定下来的第三天吧!在这样的乡下,我很担心自己会失掉职业,甚至不能踏实下来休息。

来到分别两年的报社,才知道我是最早从外地回来的。报社内增加了不认识的年轻妇女,都是战争期间雇用来的,用来补充男职员走后的空缺。

部长接受了我的问候,“回来啦,不错呀!”

他将长脖子点了点。仅此而已。恐怕这位部长过去就对我没有好感。象我这样描图的人,在工作岗位上是一种被疏远者。

三个过去一起工作的人,一个在部队还没回来,比我大两岁的T说:

“以后的工作可不好办,没有纸呀。”

他半是漫不经心,半是不放心地说。

实际上,报纸只是一张对开型。要说广告,都是排的铅字,没有象凸版的东西。从前报纸被东京、大阪来的大广告占领,所以如今地方版的广告也没有进去的余地。就是有,至多是向导广告,不需要我份内的版头面或手写文字。

T对我说,“这会儿来了也没事,还是先休息休息吧。”

说实话,比起回佐贺的家,我倒喜欢独自呆在小仓悠闲自得。因为没有事做,倒成了真正的休息。而我比什么都更需要我个人的自由。回到那个可以称作是人间地狱的佐贺的农户家,真是郁闷之极。

但是,过去我借住的小仓的房子已经被别人住进去了,既没有租公寓的,也没有租借房子的。报社的宿舍又一直让当兵走了的家属住着,这条路也堵死了。我在朋友家住了三天,那里也不是久留之地。第一,没有粮食。他们请我吃煮甘薯汁,不知心里有多别扭。其次,我有义务尽快把家属从佐贺的农舍中解救出来。与我家同居的房主那家亲戚,很想独自一家在那房里过日子。那家主妇象故意让我听见似的,对父亲说:“您儿子从部队回来,这下我们也放心了。”但是,在小仓借不到房子。市内不论什么地方,房子都被人占满了。

不久,我从印刷所的人们那里听到一个好消息。

“在黑原的那家兵工厂的职工宿舍,现在空了很多。那里说不定能借到房子。”

黑原位于从市内到靠近足立山的地方,交通很不方便。

因为是为兵工厂职工建造的宿舍。数量很多,象排列着的火柴盒,两大排房子共有一百来套。看看房子里面,规格为六叠、四叠半、三叠大小,还有一个小院子。不过,东京来的职工撤走后,那些房子荒芜下来,地板、天花板都被剥走了。大概都拿它做了冬天的燃料。这副样子,是住不进去人的。

但是,其中还有些稍好一点的房子,略加修复,总还可以凑合。宿舍街最中间有浴池和管理人的家。我不敢有什么奢望,立即去见管理人,请求借住。他说,如果是《朝日新闻》社的社员,还可以同意。社会上不少人只认牌子的大小。

宿舍里有继续留在兵工厂的职工和后来住进来的人,大约占三分之二。管理人员是个残废军人,少了一只手。他说要是早点提就好了。新来的住户不断增加着。确实如他所说,假如再耽搁一点时间,肯定连那里也住不进去了。

我返回佐贺,把此事告诉家人,他们这才放下心。没有比住在乡下一没田二没地的城镇人更凄惨的了。尽管我的妻子就生在邻村,也变成了外来者,屡受白眼,简直就象是村子的寄生虫。她每天回父母家和兄弟的田里当帮手,拿来一点点米、豆子和薯类。

当下决定,先只把铺盖送到小仓,我一个人在新租借的房子里先住下。我便回到了职工宿舍。我打算打扫一下,上街去买东西,可市面上没有一把扫帚。小仓的商业街叫鱼街,不管到街上哪个商店,都不卖扫帚。

首先上市的商品是食品,贵得令人瞠目。由于通货膨胀,那时我的日薪涨到三千元左右。

晚秋时节,我在被子上压上大衣睡下,天亮时感到很冷,把我给冻醒了。走廊的玻璃窗本应关着,现在却开了一半。我觉得奇怪,往被子上一看,发现昨晚盖着的大衣被人偷走了。我独身一人,没有任何家具什物,这件大衣还是当兵以前求熟识的服装店做的,质量算是比较好的。那个小偷肯定会把那件大衣马上换了大米和薯类的。

城镇里的人把衣服拿到农户,用以交换粮食,这在佐贺的农村是常见的。老百姓偷偷摸摸地把来访者带到家里,把自己藏起来的粮食交给他们。但是,不管人们多善良,对没有交换物品的我们家,也是不给米的。

那是第二次从小仓回佐贺的时候,我走过河边的路,来到桥头时,看到十来户农家,家家都在编稻草扫帚。比起竹把子的长扫帚,手扫帚居多,他们把这些堆放在房间中。我这才恍然大悟,懂得了第一次路过这个村庄时农户的房檐下堆着稻草的理由。

我从小仓同来时,买了两把扫帚。我想到小仓的街上没有扫帚,忽然产生一个念头,把它卖给小仓的商人怎么样?

报社里还是没有我的工作。

“你要是有空,能不能帮帮排版的忙呢?”

鼻子高高的部长过来说。

排版,是把从代理店来的稿件送到工厂,在工厂进行的工作。这工作原已有人负责,无须我去帮忙。而我,就是这样不得这位部长的赏识。

还在我没有去军队的时候,这位部长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去寿司店里喝酒。

那时,寿司店的生意已经不能自主,但应胡乱掏钱的部长的要求,还是特别拿出了饭团。听说,似乎端来了厚厚的金枪鱼的脂肪部分,还有卷着一条海鳗鱼的。自然,是很高的黑市价格。这样的“特权阶级”,与我是没有缘分的。有一个次长受到部长的冷遇,对他很反感,没有被部长看中的人都跟随他,部里分为两派。但是,现在部长的努力是压倒多数的。我没得到部长的赏识,也没有受到其对立面次长派的邀请。没有利用价值的人,谁都不放在眼里。

没有工作,加上部里的这种情况,我复员后的心情越来越灰暗。我觉得一点儿不动脑子,象马一样干活的士兵还算好。报纸什么时候能恢复到过去的样子,连点征兆也不见。我每天去上班都没有工作,继续过着黯淡的生活。

一天午休,我拿着从佐贺带同来的小扫帚来到市场杂货店的门口。我让人看了看那把扫帚,问能不能卖给他们。店里的老板看了一眼,问了价钱。我说这是从生产店里直接买来的,在价钱上加了两成。老板第二次回话说,有多少都可以送来。我没有明确身份。不过,那时的店,只要有货,并不过问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我肩负着通货膨胀中七口之家沉重的生活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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