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的情景

六月一个炎热的早晨,我和父亲一起来到福冈的兵营门口。兵营设在城里。送行的人被拦在护城河旁,入伍者沿着狭窄的道路走进去。我身穿皱皱巴巴的人造纤维国民服,背着粗糙的公用袋。左侧是从前的黑色城门,我头也不回地刚要转过石垣,父亲在背后大声地叫了我一声。我同过头去,只见离远了的父亲举着一只手。我只是点了点头,便穿过黑色的门。在那里,我们互相谁也看不见谁了。父亲的声音,象是从喉咙里绞出来的。

我想象得出,父亲回家后向母亲叙说的情形。父亲是不爱发牢骚的人,但经常流泪。要是说起什么激动的事情,一边说着,一边鼻子就堵塞起来,声音也变了。小时候,我在父亲的话中不知听过多少次这种哭声。而母亲呢,即使是别人的事,也会觉得可怜,从袖口里拉出衬衣,擦着眼泪,说着“真是的”、“怪可怜的”。

我一边在酷热的兵营广场上列队,一边想着坐在昏暗房间的榻榻米上流泪的双亲。父亲鼻子里流着稀鼻涕,抽着烟叶子。母亲把手巾放在脸上,埋着头。与衰老的父母相比,我那抱着孩子的妻子的身影却是淡薄的。

我的征集令是作新几内亚①的补充兵。入伍后一个小时,我就明白了。从哪里得知的呢?士兵们对自己的命运敏感而正确。三个月前征集训练时,曾一起在久留米的有个叫前田的和一个叫中田的秃顶的人,加上我,三个人都是三十三四岁。在久留米,年轻人有好几百,而这次征集只有我们三人,真是莫名其妙,何况还是大动员。中田是玻璃店的工匠,前田是煤矿镇上卖菜的。看来都没怎么参加在乡军人会的军训。

一知道去新几内亚,新兵们就陷入了绝望。谁都了解在南方占领地的激战和日军的败绩。报纸不做明确报道,更说明其真实性。老兵们说:“这下大概完了。”越是戴着军事长、上等兵领章的老征集兵,脸色越是苍白。

在福冈的兵营住了五天,因为是临时借住,大家乱七八糟地睡在象个礼堂的地方。又没有秩序,象一伙在乡军人那样,用“地方话”交谈,没有上下之分,也没有什么训练。我们有时在大濠公园跑跑步,有时为祈祷武运长久,去参拜本地方保护神。在征集训练中受歧视的我,情况不同了。但我也只是体验到一点轻松,浓郁的战争气氛,使我产生了死的预感。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雨哗哗地下着。我们从兵营到博多港的码头,通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当走到过电车的街道时,开早市的商店里面的人吃了一惊,目送着我们的队伍。士兵们一言不发。倾盆大雨中,出现了女人的影子,她们死命地追着队伍,寻找着她们的丈夫。黑暗中她们认不出来。女人们立即被警戒的宪兵阻止住了。她们为了不落后于行进的队伍,不断地小跑着。人数也越来越多。本来是禁止部队与家属会面的,可拂晓之前开拔的机密还是被泄露出去了。

我们乘上了去釜山②的渡船。去新几内亚,要先去汉城,在那里与东京、大阪来的征集兵汇合,编成兵团。从船舱圆窗户望出去,九州的山渐渐消失了,只有一片汪洋大海,一艘驱逐舰横穿而过。在海上,我明白了我已经被绝望的命运抓住了。父亲、母亲、妻子、儿女、报社,都飞到了与我无缘的地方。

在釜山,我初次看到了朝鲜的景色。我们在摇晃着的火车里坐了许久,在汉城前一个叫龙山的车站下了车。这里也在下着雨。我们从灰暗的街上,踏着满街红土的泥泞走过,来到练兵场。每个士兵下巴上都垂着水珠。从福冈运送我们来的下士官们走了,收领我们的新上司把我们带到兵营。我所在的是龙山二二部队。

开始,我进入正规的内务班,原来杂乱地混在一起的兵士们,也是在这里重新恢复了等级差别。我挨了打,打我的是曾经在一起用方言淡话的一等兵。

我们抵达这个兵营的时候,预定先出发去新几内亚的所需人员已经每天在训练。他们尽是进行运输船被击沉后,如何跳海的练习。爬到象滑梯一样高的高台上,往沙地里跳。我对游泳没有多少自信心,单单看一下这种训练,就意识到了死。

在这伙人中,有个卫生军事长,他在久留米的征集训练时,对我们很不好。前田跑来告诉我,又带我去礼堂,原来那个叫田中的军事长已经当了伍长,在久留米时,他精力充沛,一个人制裁我们大家,但这次见面一看,他盘腿坐着,一副垂头受气的样子。“这次算完了。你们也作好准备,跟着来吧。”田中伍长稍微笑了笑,象是为增加了一起去死的伙伴而庆幸。“那个军事长也变了。”善良的前田回来时小声嘀咕着。那个补充兵团,我们也搞不清楚儿时从那里开走了。伍长还真说对了,听说船还没到新几内亚就被击沉了。我不认为田中伍长会死里逃生。

我漫无目的地在这所兵营的周围散步。栅栏很低,再向前一点,有一条路,身穿白衣服的朝鲜人慢悠悠地走在路上。栅栏与道路之间是一条五尺左右宽的沟。那条沟并不太深,连我好象都能够跳过去。一连几天我目测了那条沟。因为附近没有住家,到了晚上,路上便没有行人。根据栏杆的位置判断,从步哨所到这里也很远。

我并不是出于明确的意识对那些地方进行实地调查的。只是想弄清楚其可能性,也就有了些盼头。假如再增加一点什么条件,或许我就会成为逃兵。但是,以后我即使看到可以越过的栅栏和沟,也没有了兴趣。朝鲜海峡的存在,留在国内的家属的生活保障,所有这些使我死了心。

到我进入报社时为止,为了求得安定的生活,我尽了自己应尽的努力。我之所以放弃了有利的收入,当了职员,也是因为我已预感到战争肯定会把我拉去当兵。不过,即使没有战争,我也肯定会成为报社的职员。尽管干零活当月有收入,但还是对毫无保障的生活感到担心。家属多,已经成为我的“癔病”,使我失去了勇气。现在到了部队,报社总能给我家属工资,这虽然是最低的生活费,倒使我放心了。丧失这个保障是不能允许的。

整整两年的部队生活,我都做了些什么呢?

家属疏散到妻子的乡下老家。据父亲来信说,他们每天干农活。我不会不知道,靠帮老百姓做农活,来填补报社汇款的不足,这种生活是多么艰难!

幸运的是,去新几内亚停止进行。运兵的船只已经没有了。

汉城的兵营中,常常来一些从东京来的征集兵。还有作为干部候补生的学生兵。一天晚上,他们在内务班的毛毯上,与伙伴们谈起;“横光利一③正在默默地撰写《旅愁》呢!”

我几乎不能看小说之类的读物,也不想去看。《旅愁》是什么样的作品,我没有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但学生兵的一句话,使我在灰色的兵营中感受到一点红颜色。

在兵营中,如果想看小说,也不是不能看。当然,能从外面带进来的东西中,没有这类杂志。但是,由于我是卫生兵,可以领到公用证,单独外出。我可以到连队事务所,对军曹说;“连队所备药品缺乏,要去市内药品批发店买些紧急治疗的药品。”

东京的学生兵中,有一个是神田药品批发店的少爷,他告诉我,由于买卖关系,他认识汉城的一家批发店,如果购买药品遇到困难,可以去那里,只要说出他的名字,会给提供些方便的。他这样说,大概是出于新兵对老兵的阿谀奉承。我并没有对他如何另眼看待,同他的关系也并不怎么密切。

现在想来,当时常常因为办这些事情,发给我公用臂章。有关系的那家批发店位于繁华街道。我一说出那个学生兵的名字,他们就在大瓶子里灌满黑黑的碘酒,也不收钱,本来连队也不会给一分钱药费的。

战局紧张起来,部队禁止星期日一切出外活动。只有下士官有被许可外出的特权,其他人都以在营房休息为名被看管起来,去拿药的路上,我常去旧书店看看。要买小说,也不是不能买旧书,但看了这类书会非常怀念社会。因此,虽然店里架子里摆着这类书,也没有动手去拿。

我戴着公用臂章,因此在市内任何地方走动都是自由的。与日本人的街道相比,我更多的是徘徊在朝鲜人居住的区域。钟路附近的小巷,使我感到了异国情趣。然而,如果一个人总在这样的路上转悠,很可能要受到宪兵的盘问。

连队里卫生兵的勤务,不知道隶属于连队,还是从属于联队的医务室。这一点很象是两栖动物。起床后接受点名,吃过饭去医务室。在那里又要接受医务室的点名。然后开始工作,医务室分药品、诊断、供给各股。我在诊断室,在诊查军医旁边写诊断簿,写上转到药品室去取的药品名字。

这个工作很轻松。诊断从早晨九点开始,差不多一上午就结束了,然后整理一下诊断簿就行了。但当我不愿回连队时,就随便找个理由,一直到点名前才回内务班去。

朝鲜的秋天很美。医务室位于高处,周围有挺拔的白杨树,枝叶繁茂时很美,只剩下光秃秃枝杈时也很美。一到秋天,喜鹊就在这里造窝。喜鹊在朝鲜叫朝鲜鸦,在日本的佐贺平原也很多。

到了冬天,大川小河都冻成雪白雪白的。洗澡间里,从脱衣场的房顶上掉下来的水滴,在木板之间冻成冰块。没有燃料,装在房间角落的巨大的俄罗斯式壁炉,只在底部稍稍冒点烟。人们把背靠上去,才可以断定那是取暖设备。

从汉城药专来的学生兵成了见习军医士官,他有二十二三岁,瘦长脸,是个很漂亮的美男子。我常从他那儿拿了信,再领取公用证,去总督府旁边的附属医院。收信人是药房的一个女子。我这个三十五岁的人,竞成了这个青年传递情书的听差。

那女子有二十三四岁,是个很动人的圆脸姑娘。为了门诊患者,医院办了一个小店,也卖些孩子们的玩具。那时我的二儿子已经三岁,我曾求她给我家属的疏散地点寄过玩具。

我去药专的附属医院时,路过总督府的博物馆,我虽有公用证,还是没有勇气走进博物馆。博物馆进口处是壮丽的朝鲜宫殿的楼门。我一边看着那朱红的大门,一边枉然地往返于门前。不久,那个见习士官到南方去了,他的生死未卜,而我的临时外出也减少了。

外出的时候,我曾去过报社的支局两三次。支局里接连不断地送入伍者,人手不足,大概也就是三四个人营业吧。在这期间,从东京来的两个人曾向我讲起报社内部的情况。在沉闷的军队里,我第一次呼吸到了工作单位的空气。但是,究竟什么时候我能恢复过去的身份呢?每次回到兵营,我都非常沮丧。

连队的出入口处有个阅报栏,那里贴着迟到了一天的《汉城日报》。当然登的都是些战争消息,南方战局的报道中增加了“退却”二字。报纸的角落里登有宇垣大将飞往上海的简讯。简短的消息只有一栏,标题用的却是与之不符合的大字标题。

这条消息只是说宇垣大将去了上海,但标题的黑字体却说明了编辑的意图,即作为政治家、策略家的字垣一成去上海,意味着什么呢?我按照自己的想法作了一番想象,认为他是去做停战工作的,心中暗自高兴。

不久,东条英机内阁宣布辞职。后任是小矶国昭大将。我相信宇垣的停战工作成功了。但小矶谈话时却宣布:“圣战将永远继续”,使我很沮丧。我不露声色地注意连队事务室的动向、反应,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变化。

在朝鲜,我一次都没有碰到过空袭。到了春天,蓝色的天空中有时也出现敌机飞过的云烟,但只是高射炮白白地响一阵而已。并没有发出空袭警报。这期间,从东京和大阪进来的尽是年纪很大的士兵,被收容在另外一所兵营。从他们的嘴中,我才第一次了解到东京和大阪已是一片废墟。那些兵士们脸色阴沉,一声不响地蹲在兵营里。

一年后,我离开了汉城的兵营,参加朝鲜西海岸的防卫,被编入新的兵团。分在师团的军医部,由曾是阪大教授的大尉领导。

新兵团驻在南朝鲜的全罗北道的井邑一带,防卫范围是北起群山,南至木浦、沛州岛一带。从久留米来的战友、玻璃店的中田去了济州岛,前田赴海岸附近构筑阵地,我们分手了。

军医部的组成情况为:部长是个少佐,下面有大尉一人,有一个在大阪心斋桥开过一爿大药房的老药剂中尉,然后有准尉一人,牙科军医一人,伍长两人,士兵只有上等兵的我和一名一等兵,我始终做些烧饭、洗餐具、洗涤等杂活。

我们的驻地是接收下来的地方农业学校。大尉以上的干部可在外边住,中尉以下的都分别住在学生宿舍里。宿舍是栋细长的房子,因为是火炕,床上贴了油纸。但是,好好的火炕因为没有燃料,冰冷刺骨,一点也不起作用。

军医部长是现役军人,显得很神气。他是一个胖子,老是睡眼艨胧的。部长室与所谓事务室之间,只在房子里立了个屏风隔开。部长少佐从宿舍骑马来,晚上回去。他大多是去师长室,回来一露面,就大声训斥部下的军医们。他训斥得合情合理,所以我认为他是个脑子很好使的人。说起自己来,他总是操着一口方言:“我呀,我呀……”

那时,我什么也不去想,除了做饭、听差、洗涤、扫除以外,没有其它工作。在这种动物式的生活中,头脑越来越迟钝。

前面,我曾写到逛过汉城的旧书店。我在那儿买了旧的初中三年级左右的英语教科书,藏在军装下面带回内务班。在医务室院子里没人的地方,我悄悄地打开书。这并不是因为我好学,而是觉得如果连这些也不看,我简直无法活下去。读小说一类,会使我对自由社会陷入绝望的向往,反而会变得暗淡无光,于是对那些书都闭眼不看。如果是英语书,就不会产生那种现实感。如同身居单人牢房的人,产生了一种渴望学习语言的心理。

然而,如果被人发现是在偷偷翻这种“敌国语言”的书,可就不知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了。这本教科书中有些我不明白的地方,是一个朝鲜的士兵教会了我。这个学生兵,有一天忽然不见了。有人说他在搞反战运动和独立运动,他和其他几个朝鲜志愿兵一起被宪兵队绑架走了。

①地名,亦称巴布亚岛。太平洋最大岛和世界第二大岛(仅次于格陵兰)。在澳大利亚之北,中隔阿拉弗拉海和珊瑚海。②朝鲜东南端的城市,扼朝鲜海峡要冲。③日本小说家,新感觉派代表。代表作有小说《太阳》、《上海》和未完成的长篇《旅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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