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尘埃

我在《朝日新闻》西部分社工作了约二十年,前两年是社外人员,后两年是嘱托。不算正式的社员。剩下的十六年,是作为“朝日新闻人员”的任职时期。其中,夹带着三年时间的兵役。

在《朝日新闻》社工作的生活,总的来说是乏味无聊的。因为最低限度的生活已得到保障,失去了每天要吃饱肚子的那种紧迫感。

想来,我并不具备当图案设计家的素质。只不过有一点所谓“灵巧劲儿”,碰上了个偶然机会,便成了我的职业。为了不失掉这种职业的资格,我进行了一番学习。比如,我生来就写不好字,字写得歪七扭八,(现在也依然如故),为了好歹写出“能上版的文字,”我奋发努力,总算可以搪塞过去了。

虽然图案也画不好,但还勉强看得过去。在乡下,既无合适的指导老师,也无相互激励的同伴。尽管如此,我试图要成为名正式的画匠,去搏多的岛井印刷所,就是为了这种“学习”。

但是,自从进了报社的广告部,我的工作就只是按原图绘制分配给我的画稿。既没有发挥自己独创能力的余地,也没有什么窍门。我的工作完全是复制性的。因为地方上没有大的广告主,画一些小东西,没法发挥才能。那时,我对从东京、大阪送来的大篇幅的广告纸型,真不知有多么羡慕。

工作的平庸,使人生活空虚。身居大机构中小角落的岗位,你的实际能力得不到评价,其实,就连你的存在本身都得不到承认。象这样被压在最下层的人,是绝对翻不了身的。这里虽然挂的是“西部分社”的牌子,但总之是九州的支店,是办事处。在本地录用的社员,从来没有过从这里进入“本店”的。多少算是“发迹”吧,也就是在那个“支店”升主任、当个股长或者科长。

那时,很少见到从东京调到九州来的社员,差不多都是从大阪来的。这些人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年轻社员,调动工作,在九州呆上两三年,很快就被召到东京、大阪。不用说,他们是作为候补干部,为了实际见习而暂时到这里来的。他们大多是从有名的大学毕业的,具有“练习生”身份的人。年纪大些的人则是为了以后的提升,来九州镀金的。另一种是,中央给打上了“没什么用处”的烙印,被流放到九州来的。他们中也是年龄大的人居多。

对这两种类型的调动工作的人,以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那是非常有趣的。但是,第三者又是什么人呢?是连调动的资格都没有的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是到车站为那些调动工作的人送行之际。在“万岁”和鼓掌声中,荣升者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小仓车站。在车站上,他们互相说着:“你也快点改邪归正,从九州回来吧!”“我再有一年也回去啦!”

但是,从地方录用的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也没有这样的希望。他们处于一辈子走不出九州的位置,这象征着一生的命运就是如此。送别结束后,人们都奇怪地沉默着,大家寂寞得或一个人去电影院,或去玩赌搏游戏。另一方面,从中央来的人仍聚在一起去酒店,发泄着“自己没有回去”的怨气。尽管如此,这些人将来还有希望。他们与绝望的这伙人有截然不同的差别。当我见到从车站一个个各朝各的方向走回去的身影,觉得自己就象被风刮下的落叶一般。

在调动工作的人员中,要换得最频繁的是部长。作为晋升的过渡,到九州来是形式上的缓冲。大阪本社的次长到这里当部长,不久又变成大阪的部长回去了。

他们很有活动能量。不过也有最后并不一定如愿以偿的人。我印象中存有的是T,我想他大概有二十二三贯①,是个大胖子,因为他身材矮,就更显得很宽很胖。他也是原来大阪的次长,到九州当上了部长,从体格上看,也是派头十足。T是鸟取县米子人,听说他的朋友中有生田春月、白柳秀湖等人。按照惯例,为他举办了类似就任后的联欢会,在饭馆,社员以上的人参加了有艺妓坐陪的宴会,而雇员只是第二天在中华饭馆吃顿饭。那时,我还是嘱托,只参加了雇员的会。

这时候的T部长,也许是由于朋友的影响,谈吐涉及民俗学、考古学、小说、诗歌等诸多方面。他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讲个不停。在场的都是些年轻人,没有能和他淡得起来的,因此,尽管多余,我还是不时地插嘴。T无可奈何地寥寥做个回答,好象尽量不愿同我谈话。这样重复几次,我不得不承认,T部长对我是很歧视的。

不仅仅限于这位T部长,即使在我已经成为社员以后,从其他上司那里所得到的这种待遇也没有改变。比如,在宴会上,部长、次长按照惯例为大家斟酒,也到末席来的。他们在那里同每个部下简短交谈几句,可一到我面前,上司转身便到旁的人那里去了。其中还有的人明显流露出一看到我就不耐烦的表情。这也是由于我生来不善社交的缘故。不过,不管哪个部长、哪个上司都是如此,这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是我个人的脾气了。这中问包含着有意的蔑视。

在从当地录用的人员中,我之所以受到如此特别待遇,还有一个原因,我想是因为我是画图案的。大概这是一条重要原因。

绘图案和写原版文字,也许是一种“特殊技能”。但是在报社的广告部中并没有什么大用处,莫如说根本不算数。总而言之,广告部的主体是对外关系。部长关心的是如何指挥、激励专属出售店征集广告原稿,这直接关系到广告部的成绩。负责对外联络的受到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同时,绘图案的(《朝日新闻》把这叫作“图样员”)没有价值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校对员,也可以这样说。校对不过是简单地对照原稿和铅字,改改错字,更正一下排版的形式。图案员与校对员的桌子并在一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部长有时提及校对员时,肯定吹捧他们是“无名英雄”以称赞他们踏踏实实的努力。平日校对员尽受冷遇,所以不得不特别肯定一下他们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工作的人员有一种乖僻的性情。这也是一种讽刺,越是对工作熟练了的行家,就越不能从这个岗位解脱出来。

负责联系广告的人经常出差,内勤人员很是羡慕。外勤人员必须在对外交涉中取得成绩,所以也挺辛苦的,但只就他们走出报社,自由地来去这一点而言,也使别人羡慕。他们去的地方有博多、熊本、鹿儿岛、广岛,有时还有大阪。他们从外边回来后,在自己桌子周围与同伴们谈笑风生,讲出差的见闻。他们在报社内的工作除了写日报,几乎没有其它事务性工作,因此,他们可以一边抽烟,一边搭起腿随意聊天。他们的优越感中含着令人厌恶的卑劣。与他们比起来,我们的桌子就可怜了。校对们在白天也点着的台灯下,为赶活版的下版时间,匆匆用红笔划着,那忙碌的情景,我至今眼前也能浮现出来。

广告部的干部只是主要与外勤人员谈话。部长与他们谈笑风生,却绝不会走到校对员和图样员的地方来。每天早晨,“你好”的寒喧成了一天当中他们唯一能面对我们的表情。偶尔觉得次长象是要到这边来,那也是校对上出现了什么错误的时候。头发几乎掉光了的校对主任A经常理怨说:“这工作搞好是理所当然,错了就有你好受的,真划不来呀!”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不知有多少优秀而年轻的校对辞职而去。他们虽只是中学毕业(旧制),但都通过了《朝日新闻》社困难的入社考试,奋而入社的。然而不久,他们的希望之花就在现实面前枯萎了。他们明白了,不管多有才能,只要是中学毕业,只要是从当地录用的人员,在报社内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到战争激化之时,我在这段工作之中,想了些什么,读了些什么,完全回忆不起来了。大概什么也没有谈吧。唯一的快乐是从自己图案设计的同行中找到朋友,召开近似于作品展览会的集会。所幸的是,在九州,这样的伙伴多了起来,也有了横向联系。主体是博多的小组,此外,熊本、长崎也有几个人。当时,门司铁道管理局致力于观光广告画,在其主持下,办过一些展示会,以此为缘,加强了伙伴们的往来。展示会有时在福冈,有时是长崎、熊本、小仓,每年在各地轮流举办。有一次在熊本举办一个展示会,我第一次与很多人一起下榻在阿苏的旅店,当时,我忘却了郁郁不乐的报社工作。

校对主任A热衷于考古学,经常对我大谈考古。A是个软弱的人,那些年轻的部下多少有些看不起他。也是因为他与我的桌子碰巧放在一起的缘故,他经常和我聊天。A家里人口多,虽是主任,却总是被人催债。有一天,我去他家,看到考古学方面的昂贵的书籍,堆满了四叠半高的壁橱。看来平日没有别的来访者,A兴致勃勃地把他收集的石器、陶器的碎片,一件件拿出来给我看。

受这个人的影响,我为了从报社里烦人的气氛中逃脱出来,经常走访北九州的古迹。我攒下零用钱,到京都、奈良一游,也是在那时候。北九州有很多横穴古墓。如果住一夜,是要花钱的,所以我大多是当天便赶回来。尽管如此,哪怕能有一天忘却忧郁之情也好,我不知得到了多少次解救。

但是,充其量,那只是一时的安慰。最后,就是做这些也只是得到一点点的乐趣。这乐趣,大概是回避现实的暂时的催眠剂。劲头松懈以后,又得投入到令人窒息的气氛之中,一次,一个从大阪调来的东京商业大学毕业的职员对我说:“你做这些有什么用处?搞点建设性的东西怎么样?”这句话给了我相当大的刺激。

的确,到九州的乡下,看看横穴,看看出土文物,又有什么用呢?我又不能靠考古学发迹。在生活中,也不能与事有所补益。总之,同下象棋、打麻将没什么差别。

然而,说搞点建设性的东西,我到底又能干什么呢?就算是有点才能,但又没有施展的机会。一贫如洗的我,没有做生意的本钱,况且也不能改行。一想到就这样混到退休,我就感到漆黑一片。与我一起工作的一个比我大一岁的伙伴,自嘲地说:“反正老了以后,还可以戴上花镜来画原版画。”恐怕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出路。

战争正在进行,社会上逐渐变得紧张起来。我也多次被催促,接受在乡军人会等的指导参加军训。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哪有心思裹上绑腿、抡起木制的刺刀!在报社里,作过下士的人,也开始进行所谓“社内教练”。那时,我很少参加,后来就是为此而倒霉的。

随着战争的进展,报社里的军事色彩逐渐增强起来。十二月八日开战纪念日那天,分社社长戴着白手套,在礼堂宣读开战的诏敕,全体职工列队到郊外参拜忠灵塔。一天早晨,我去上班的路上,望着翻卷在报社屋顶上的红旗,甚至联想到旗杆上挂上了星条旗,我把这些悄悄地告诉了同事。

一些同事离开工作岗位赴战场去了。部长开始在所谓部会上,念他们的名字,祈祷他们武运长久。

H是那时的西部分社代表,是一位董事。他很喜欢下象棋,常常出现在那时称为“娱乐室”的休息室中,同部下摆开了战场。H已近六十岁,但他身上具有新闻记者的豁达和机敏。我能够直接与报社最高干部对话,还是因为碰巧在休息室,成了他下象棋的对手。很有意思的是,只有这时,广告部长才在旁边微笑着和我谈话。

一次,正在下棋时,编辑局长进来,将一份记录交给H。H瞥了一眼,立即装进衣袋,眼睛又回到棋盘上。编辑局长表情紧张地离开了。那天晚刊上,发布了山本五十六②战死的消息。那份记录是传来的电话消息。当时H的态度,与其说动摇心慌,莫如说无视这条新闻。H曾是《朝日新闻》社有名的社会部长。

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十二月,我得到了征集令。红色的纸上写着“教育征集”,我意识到当时不少人是以这种名目被带上战场的。我在指定的日子来到检查处,从其他应召者来看,上了年纪的居多。那里的办事员对比着我的面容和征集令,问道:“你是不是按时去军训了?”我回答说:“没怎么去。”他点点头说:“是嘛,所以挨了整。”这句话,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耳朵里。罚不热心军训的人去战场,这件事恐怕是政府的兵事股人员是可以做的。我懂得了,人的生命可以由一个官吏任意摆布。或许兵事股拿来了市内各地区的军训成绩表,查出了出席率不高的人。不过,类似这种事情就是目前不也还在满不在乎地发生着吗?幸亏我平安地回来了,如果让我去南方正在激战着的战场,可能早就没命了。市政府的官吏铅笔稍稍一动,就扰乱了一家六口人的命运。——后来,我曾以此为题,把这些材料变换成流放者的赦免,在小说中写下了这些事情。

那时征集地是在久留米③,按照命令,有三个月的训练期,然后暂时解散。

不过,部队生活倒使我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正如有人说的,“到了这里,社会地位、贫富贵贱、年龄差别完全取消了。大家都是一个水平。”新兵的平等使我感到了一种奇妙的生存力量。在《朝日新闻》社,不管如何挣扎,也逃脱不了受歧视的待遇。打个比方,是齿轮上的螺丝钉,而我的存在,甚至不如一颗螺丝钉的价值。

而部队生活,又要努力工作,又要学习,还要去讨好班长和老兵。总之,可以显示出个人来。在报社,绝对不会承认我的存在,而在这里,个人的活动是出现在成绩中的。我之所以对部队生活感到奇妙的新鲜,是因为我发现了工作岗位上所没有的“人的存在”。

人们大多说,兵营生活扼杀人性,是没价值的。不过,我却有了相反的感受。不管是在三个月期间,还是三个月之后马上来了征集令,一直到复员的两年时间内,我都认为自己并不是那么懒惰的士兵。这不是因为我具备什么一以贯之的军人精神,可以说这是对到此为止的报社生活”的反动。

第二次的征集令是在六月的一个热天突然发来的。当第二天就要去指定地点报到的时候,我打开可怜的书箱,把自己的藏书按上印章。书籍为数不多,但都是我爱不释手的。如果我死了,这些书不知会散落到什么地方。我非常舍不得这些书,匆忙刻了一枚藏书印,仔细地一本一本地按上印章。我三岁的大儿子为了让我按印方便,双手捧着印泥盒。到了部队以后,孩子站在书架前的形象,我许久都不能忘记。

①日本的一贯约等于3.75公斤。②日本海军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总司令,1943年4月18日乘飞机时被美军击毙。③地名,位于福冈县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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