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

昭和十一年(即1936年)底,我有了一个转机。印刷所的店主去世了。作为一家顶粱柱的店主倒下后,印刷所也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随着战争的进展,纸张的供应紧张起来,企业合并甚至也涉及到印刷所。店主死后,他家只剩下已被叫去当兵的长子和初中生的次子。

我考虑趁此机会辞去工匠。所幸的是,我的工在家里也可以做。也就是说,如果各印刷店来订原版品,我可以独立营业。不过说是这么说,独立营业也有难处。在这条狭窄的街道上,能这样订货的印刷店为数不多。而且开办所谓原版画店的人之多,简直没有我进去的余地。

我犹豫不决,如果别人不来订货,那就一分钱收入也没有。或许也是因为印刷店的工作不那么忙了,我便早点回家,慢慢准备着绘外来的原版画,就算是搞副业吧。这样,如果前景有望,我就准备下狠心辞去印刷店的工作,我之所以这样慎重,还是因为担心家庭的生活。那时,我已经结婚,双亲年老力衰,不能再继续做鱼贩子了。

有一天,我正在看《朝日新闻》见报上登着这样一条消息: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二月一日,《朝日新闻》将在小仓创办西部分社,并将在那里发行报纸。我想,既是要在小仓出报纸,那么就一定会在本地上征集新闻广告。作广告,自然需要图案设计。如果在本地录用画原版画的人,这对我可是个机会。

不过,《朝日新闻》的牌子实在是太大了,不知道会不会录用象我这样的人,首先,上面并没有登出招人通告,我不知求谁好,又没有这个路子。不过,我并没有灰心丧气。

我直接给报纸上登出来的分社社长H氏写了一封信。对我来说,除了这样做便再没有其他办法。

过了四五天,印有《朝日新闻》字样的信封来了。我一边推测着多半是拒绝我吧,一边拆开信封,只见上面用铅字写着:关于来信所淡之事,请到本社营业部广告股K氏处面谈。并附言:如有作品,请带来样子。我对这封出乎预料的回信很是高兴。

但我还是有些不安。到底能不能录用,带去的样子能不能使对方满意呢?直到去的那天,我画了好几张新广告图案,穿上唯一的一件西服,前去拜访位于小仓东头砂津的报社。

那是刚刚落成的新社址,圆型的建筑后面连接着方型的工厂,建筑是乳白色的,非常漂亮。我畏畏缩缩地推开大门,这座建筑大都是玻璃。进去后,就象在室外一样明亮。我向门卫说明了来意,他推开玻璃门,引我来到营业部里面。柜台对面,靠里摆了三排桌子。其中最中间那排的中间位置,有一位三十岁上下、留着整齐分头的人接见了我,他就是广告股的主任K氏。

K氏看了我的履历书。当他盯着我可怜的学历和职历时,我已经泄了一半气。K氏拿着我蹩脚的原版图案的原稿和印刷物,到在里面的上司那里去商量。他们俩在那里悄悄商议。我掩饰着不安,环视四周,广告股仅仅还有一个年轻职员,只有两张桌子。现在与K氏说话的上司是Y氏,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营业部的次长。与广告股相连的,是会计股的桌子。只有一个胖敦敦的、脸红红的主任和一个小个子科员。人员稀少。

不论观察哪一位,他们每个人都穿着上等的西服。没有一个人穿着象我这样的、还是几年前做的褪色的西服。在新落成的辉煌的建筑中,我变得渺小了。这里与肮脏的印刷店的厂房相比,简直完全是两个世界。

K氏终于回来了,他告诉我:“那么,你从明天起,来吧!”由于太轻而易举了,一瞬间,我有些迷惑。

慢慢地听话音,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入社,而是隶属于报社,与报社订合同,按原版画的数量逐张付钱。也就是象我过去那样——画从普通的印刷店带来的原版画,领取画费,这和过去没有丝毫不同。

我担心的是,报纸发行后能有多少主顾。一无所知的我,认为报纸广告都是由报社制作的。据K氏说,大部分广告是从大阪本社转来的纸型,因此只需要画地方的广告,让我干这些就行了。但是,凭这些为数不多的东西,能保证我的生活吗?我提心吊胆地去问,他们问我:“你在现在的印刷所里挣多少?”我同答说:“大体上是日薪,月收入在四五十元左右。”K氏说:“拿这点收入不成问题。”

距二月十一日报纸发行日还有一个来月。我向工作多年的印刷店提出辞职。已故去的店主的遗孀四十岁左右,也许是因为店主很能干,所以她生性慢腾腾的,总是盘着圆发髻,坐在账房。印刷所的合并问题正在进行,那时她正在考虑是决心停业还是合并,因此很痛快地同意了我的退职要求。我拜托她说:“今后要自己办原版画店,欢迎订货。”

那时,我家租借的房子只有两间六叠的房间,里间父母住,我在靠小巷的这间屋里的玻璃窗边摆上桌子,开始绘各印刷所来订的原版画。尽管现在有活儿做,我仍然担心日后没有活儿干。我从早晨工作到夜里十一点钟。那时,我二十八岁。

报社的工作渐渐多了起来。这与石版原版画不同,是用墨在两用纸上画,画坏的可以用白色涂改液。这一点要比石版原版画省劲多了。

因为广告主是地方的,没有什么大篇幅的广告。大多是豆腐块(两栏五厘米高左右),偶尔也登一些地方的百货商店、电影院等的广告。不过,广告上大部分空白都填满了铅字,凸版的部分不多,我的工作很轻松。

如K氏所说,月底,我要求得到的工资,足足比在印刷所时挣的钱多。而且,幸运的是,出于客气没有提出来的金额,K氏也适当地更改,给我增加工资。记得整两栏左右的原版画,大约得二元五角钱。其实也就是制作简略的大标题,所以开始时拿这些钱觉得于心不忍。

但是,想来K氏是从大阪来的,他大概是参照着大阪同等的价格付给我的吧。况且,从报社来说,要是整两栏的广告,就会得到相当多的收入,所谓的图案费是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时还没有广告承办店、专属店,差不多全由报纸出售店来兼营。为教导现有的出售店,让他们来开展新闻广告介绍业务,社里还特别要了一些外勤员。当时所谓北九州,范围包括小仓、门司、下关、八幡、户钿、若松、西日本包括福冈、熊本、长崎。出售店的店主们不知道征集广告的要领,K氏作为开拓者,相当辛苦。

但是,不久出售店也明白了要领,明白了比起卖报纸,广告的手续费要有利得多,他们便开始认真地着手进行。后来,报纸出售店不断停业,转为广告承办店。

我的生活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去报社,要一张空桌子,展开两面纸,从书包中掏出鸟嘴笔等工具和广告画颜色,描人家拿来的原稿。大约下午两点工作结束后回家,再去画不在家时转过来的印刷所的原版图。那时我的收入比例是报社三分之二,市内印刷所的工作作占剩下的三分之一。

我好不容易实现了告别印刷工匠生活的愿望,但仍然被不安缠扰着。这担心是由于收入不固定造成的。报社方面,那时也开始企图加强营业部,广告股升格为科。传闻说从大阪要大规模调来职员。那时,要是从大阪来了图案设计员,我的工作就会终结。因为几乎全部收入都依赖着报社,这也使我非常担心。

报社的原版图差不多都是急活。印刷所的活也是急的,但比不上报社的。只要干报社的工作,不管怎样都要被报社拴着。因此,市内的工作渐渐减少。这种情形又引起了我的不安。

一次,营业部主任大声训斥十二点过后才到来的我。他说,报社每一点钟都是珍贵的,你既然干这里的工作,就必须排除一切,不误时间,负起责任。这话说得诚然不错,但我每天工作到深夜一点,第二天早上七点起来,好歹收拾一下印刷店的原版画活,然后去上班,能十二点到达,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如果从本社来了图案设计员,我失去了报社这方面的工作,我就必须重视市内的订货。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已经不知道以哪边为主了。因此,我去问K氏,他说:最近大阪是要来一大批人,但没有图案设计人员,你就象现在一样干吧。原来如此。我下决心放弃了市内的工作。

报社地方版广告越来越多。那时,日中战争发展着,国内被战局所煽动。我不知道画了多少次“祝皇军进入北京”、“祝皇军大捷”的版头画。

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五月,从大阪本部新来了许多人,分社社长、两个次长、一个外勤主任、一个上版主任和几个校列部的人。我也领了一张桌子,象《朝日新闻》的社员一样每天上下班。广告的稿件自然地增加了。

那时期,正值上海失陷,日军进占南京,成立了冀东政权。得胜新闻接二连三。每逢有这种新闻,连地方也出一页广告。是所谓联合广告,这成了我一笔相当大的收入来源。

在技术方面,我也总算适应了新闻广告。在此之前,K氏曾要我在版头画上使用喷雾刷色器。我便到福冈,买来一台手动式喷雾刷色器,使用这种机器,可以很好地掌握色彩的浓淡。当时这种机器已经大量使用,而我最初因为不习惯,相当地慌张。技术上,用海萝在两用纸上贴上薄薄的纸,用照片修正笔把薄纸的部分按图形切开,在那上面加用喷雾器上的刷子来刷色。这海萝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很长时间我都不能随心所欲。

我做了大约三年这个工作。这期间我的大女儿出世了。

报社的机构越来越大,人也增加了。一笔带过这个时代,昭和十四年(即1939年)我作了嘱托(即特约人员),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才成为正式社员入社。

当时报社的社员身分,分社员、预备社员、雇员三个等级。大学毕业、经过入社考试的人以社员试用,也叫做练习生,过一年时间后转为正式社员。预备社员是高等学校(旧制)或专门学校毕业的,经过同样的入社考试进来的。中学(旧制)毕业的全是雇员。雇员也可以随着年月晋升为准社员、社员。因此,练习生最初就受干部候补生式的教育。

我的身份——固定嘱托,分预备社员待遇和社员待遇,我是社员待遇,到解脱嘱记后,正式入社时,我才取得了社员的资格。

然而,当时的《朝日新闻》实行等级制,根据阶别,待遇不一样。例如,发薪日,社员和准社员是二十五日,雇员二十六日。在纪元节①、天长节②或报社节日的集会时,只把社员、预备社员叫到礼堂,雇员没有参加的资格。这不知勾起雇员的多少自卑感。

①日本神道教的节日,也是二次大战前日本重要节日之一。②天皇诞生日,日本明治以后规定的四大节日之一。明治元年(1868年)制定。战后改称天皇诞生日。九-九-藏-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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